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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工农商学兵都干过, 最后吃了记者这碗饭。 从小喜欢写点东西, 如今留下废纸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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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句号 第三章  

2012-11-19 14:52:06|  分类: 传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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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学费 六年念毕初中课

卖苦力 初尝酸甜苦辣辛

 

 

 1961年秋,我在普迹完小读完了六年小学,考进了浏阳七中初65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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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七中是一所培育出不少名人志士的百年老校。据《浏阳县志》记载,它的前身叫“金江书院”。始建于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是当时浏阳著名的“八大书院”之一。1898年,浏阳人谭嗣同和康、梁两位老广等六君子闹起“戊戌变法”后,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公元190592日)颁诏废除科举取士制。“金江书院”也与时俱进地先后更名为金江高等小学堂、私立金江中学、金江中学和浏阳七中。

那个“砍头不要紧”的革命先驱夏明翰、那个为毛主席操办过婚事、布置过洞房的陈章甫(又名陈昌),曾受邀在此任教;开国上将宋任穷13岁就在这里求学;浏阳黎氏三院士(黎鳌、黎介寿、黎磊石三兄弟,同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都是从这里走出。

 我和我的六个弟妹沾了这所老书院的光,也都是在这里初中或高中毕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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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进入二十一世纪时,浏阳七中停办了。现在挂起了浏阳市素质教育基地的牌。

那时候,我家里经济十分困难。虽然读“跑学”每期只要8块钱,可我连8块钱学费也交不起。还是在长沙当保姆的外婆给我寄了学费,我才报名领了书。

普迹街上有不少学生在七中读书,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在校寄宿。我和一帮读不起寄宿的穷小子只好每天翻山越岭读“跑学”,来回要跑20多里山路。和其他读“跑学”的同学一样,我每天用搪瓷口杯带一杯红薯丝拌饭,或带几只煮熟的红薯到学校做中餐。很多时候,还没走到学校,就在路上把午饭吃了。

65班读了不到一个学期,因为家里实在揭不开锅,我不得不辍学在家。帮着妈妈操持家务,给父母减轻点负担。同时,也为了让弟弟们能念完小学。没多久,和我一样中途辍学的学生接二连三。到初中毕业时,我们那批考进七中的4个班共200多人,只剩下30多人了。

那时候,我虽然才12岁多,却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我经常带着二弟跟着大人一起披着月亮去,顶着星星回,到离家几十里的黄茅尖、白茅尖和中坳上去砍柴。寒冬腊月柴火贵的时候,我还挑柴上街叫卖。有一回我用卖柴的钱买回了三块二一斤的“黑市米”。

到大山里砍柴,我和二弟编织了许多终身难忘的故事。那年快过年的时候,我领着二弟跟邻居汤贵福大叔一起去黄茅尖搞柴。凌晨两三点就推着土车子出发,走到寒婆坳才天亮。在黄茅尖脚下的山坡里刚搞满一车柴,天上突然下起雪来。二弟脚上的烂布鞋穿了底,鞋帮也断了,实在无法再穿。他光着脚丫,冻得直哆嗦,呜呜地哭着要回家。我只好把一双手套套在他冻得通红的脚上,还用稻草拧成把子,帮他把脚裹紧。吃饭的时候,我还多分了几口饭给他吃。因为,他是我的弟弟,一个刚满10岁的孩子啊!

回家的路上,二弟又冻又饿,实在走不动了,更谈不上帮我拉车。我只好推着独轮车把柴火送到前面,又回头去接他。好在同去的汤贵福大叔帮了不少忙,如今我还非常感激他。遗憾的是,他前几年辞世时,我没得到信息,没有去与他告别。

1962年夏末秋初,浏阳县“反右”甄别办公室下发了一纸平反公文。真个是“覆手为云,翻手是雨”。一夜间,我父亲又不是“右派分子”了!于是,爸爸回到了普迹邮电支局,被安排当了乡邮员。我们一家也恢复了城镇户口,重新吃上了“国家粮”。

记得,爸爸平反以后补发了1000多元工资,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一连几天,爸爸怀揣补发的工资和平日里记账的小本本,领着我们弟兄到曾给我们接济的各家各户登门还债、叩谢。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坚持要按当时三块二一斤的“黑市米”价,奉还昔日所借人家的半斤荞麦四两米。众多菩萨心肠的乡邻长者一再推辞,不肯收受,并连连称赞我父亲知恩图报,有情有义。还夸赞我们兄弟是一山楠竹,将来定能遮风挡雨。

辍学在家的日子里,我做小工、当挑夫,搞柴火、理家务,协助父母支撑着困境中的家。凭借爸妈平日为人忠诚厚道的面子,也是乡邻父老对我们弟兄的同情和关爱,不少有权安排小工的人常照顾我和二弟干一些较轻松的挑夫脚力活。像当时普迹肉食站的“干四爷”(大号陈锡干),就经常照顾二弟押运生猪去长沙黑石铺。还有茶叶站的李叔叔(李绍球)、供销社的黎满爹(黎尚枢),只要有小工活总是给我娘打个招呼,叫我和二弟早点去。

有一天,人民银行普迹营业所要雇一个脚夫从 20 多里外的跃龙汽车站接三麻袋现钞回来。爸爸马上为我揽下了这桩活。当时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因为力资不低:一块四毛八。这是一个强壮劳力一天的最高工价啊!我借了一辆独轮车,和二弟一起清早就出发。银行押运的叔叔反复交待我们:不准歇气,也不准跟人讲话。万一有人问运的什么东西,就说是肥皂。他装着不认识我们的样子,一会儿走前,一会儿殿后,离我们十来步远。

这活不算重,条件也不苛刻。比起担鸡蛋、送茶叶、运石灰来,算是捡了个大篓子。但不准讲话、不准歇气,推着独轮车在砂石路上来回走 40 多里,也够人受的。毕竟,我和二弟那时才十二三岁啊。

如今想起来,银行这位叔叔也真够胆大的,三麻袋现钞就这样交给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用独轮车运送20多里路。要是现在,密码箱装在武装运钞车里,还要一大帮荷枪实弹的“经警”押送。一不小心,就会突然钻出一伙劫匪。图片

整整累了一年,不仅缓解了家里极为拮据的经济情势,还攒足了一个学期学费。第二年,爸爸妈妈说什么也不让我小小年纪就辍学,他们说再苦再累也不能让你变成“睁眼瞎子”。于是,我插班进了浏阳七中初67班。复学时,我特意照了一张纪念像。
   
又是一个学期没读完,又是同样的原因,我又辍学了。因为在67班的时间很短,除了几个后来还有联系的同学外,其它的昔日往事都淡忘了。

这次休学在家,我除了当脚夫、打小工、搞柴火外,还要看管弟弟、料理家务。因为,有一段时间,爸爸整天在邮路上奔波。妈妈和帅爱秋阿姨等人结伴,到株洲姚家坝捶石头去了,我成了家里的“掌门人”。好在弟弟们很懂事,特别是二弟和三弟,不但帮着料理家务,还帮着打工赚钱。他们也到北星桥送过箢箕,到跃龙市送过茶叶,到九鸡洞运过石灰……受了不少苦。

第二次休学的日子里,我有过一段不平常的经历:那是1963年,不满14岁的我居然在当时的镇头区林业站当起了育苗辅导员。

 早在“大跃进”的疯狂年代,“超英赶美”的口号叫得震天响。那时候,男女老少倾巢出动,砸锅撬锁炼钢铁,手搓粘土烧水泥。当时流行着一首赞美婆婆姥姥手搓粘土烧水泥的民谣:“一个婆婆,十个坨坨;十个婆婆,百个坨坨;百个婆婆,水泥成河。”在土法上马,全民炼钢铁的狂潮中,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带领积极分子,走东家窜西家,把各家各户煮饭的锅、烧水的瓮、门上的锁头、墙上的钉子统统撬下来,送进了土砖垒成的炼铁炉。图片

一时间,满山遍野的树木连同葱翠嫩绿的柴草被砍得精光。甚至,路边的小草也被连泥带土地铲起来,作为土法上马烧水泥、炼钢铁的燃料。一时间,到处是裸露着黄土的光山秃岭。一时间,植树造林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

当时,各地林业部门人手不够,急需“扩军”。记不清是哪位好心人帮忙,把我介绍进了当时设在烟山岭上的镇头区林业站。

我记得,当时镇头林业站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周凯凡,还有一个年轻小伙叫胡正迪。那位个子不高的老站长姓彭,是个十足的“乐天派”,整天不是唱山歌,就是哼花鼓戏。据说,他解放前就参加了“地下党”,是一位为党组织和解放军送情报、传信息的“交通员”。
   
我去林业站报到时,他端出一盆果壳残破的核桃招待我。我吃了两颗后,当着他的面抓了两把放在口袋里。我对彭站长说:这东西好吃,我要带几颗回去,给妈妈和弟弟尝尝。没想到,老人家不仅没有表现出不高兴的神情,反而要我再多抓几把。

那天晚上,彭站长抓了一把枞树籽,在煤油灯下告诉我鉴别种子质量,传授育苗要领。我听得特别认真,比在课堂里听老师讲课还认真得多。因为,对我来说,种子、育苗、植树造林……确实是一窍不通。全靠他讲的这点东西,我才有了堂而皇之地“辅导”农民的一点点资本。也正是贩了他讲的这点东西,才弄得不少老农和社队干部对我这个乳臭未干的“育苗辅导员”既怀疑又羡慕。

记得,那年初春时节,我在当时属金江公社浒溪大队的丁家弄、牛场坪一带“辅导”农民培育了一批枞树苗。后来,苗子还长得很不错。不少老农夸我是“小专家”。其实,我心里非常清楚,苗子长得再好,我的功劳只不过是给农民送去了种子,并督促他们及时播种。如果要我自己动手,恐怕会弄出笑话。

有一次,彭站长安排我给农民送去一包桉树种子,这是湘中以北地区少有的亚热带乔木。农民问我,这桉树种子怎么育苗?我看着颗粒如芝麻的桉树子,马上联想到烟叶种子,便告诉人家:跟育烟苗一样。不知道对方是真的不会育烟苗,还是有意要考我,查根究底地追问烟苗怎么育。我灵机一动,又想到颗粒很小的苋菜子。便有模有样地讲述起农村人个皆知的种苋菜的要领:土要深挖晾晒、捶碎整平;种子要疏密适度、播撒均匀,上面要覆盖一层草木灰……我说得头头是道,听者连连点头。不知道是地域问题,还是天气问题,或是种子问题,桉树育苗没有成功。

1963年夏末秋初,浏阳县供销社要招聘一批学徒工。我把年龄报大了两岁,还谎称自己已经初中毕业。加上妈妈找人帮忙,我果然被录用了。被分配到离家200里外的沙市供销社南杂柜当学徒。那时候,学徒工每月只有18元工资。为了接济正处于困境中的家庭,保证弟弟们能够上学,我当了学徒工以后,处处克着自己,几乎每个月都寄10块钱回去。因为,我时时记得,家里有七八张嘴,接起来有一尺多宽,比老虎的嘴巴还大,光靠爸爸那点儿工资确实养不活。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统治中国经济社会的鼎盛时期。那时候,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煤油、肥皂、粉丝、食糖、香烟、火柴……几乎所有的商品都要凭票证供应。各地供销社控制着当地凭票供应的许多紧俏物资。当然,如果有熟人,也可以搞到“开后门”的供应指标或领导批条。

我是个天生不肯央求权贵的倔人,也很不服气“请供应粉丝贰斤”、“请供应白糖五斤”之类的领导批条。我总觉得这些领导批条,都是见不得阳光的“走后门”、拉关系。

有一次,在饮食店白案柜做临时工的小张师傅找我说,家里要办大事,想买点粉丝,可又不敢去找领导批条子。我很是同情他,私下卖了几斤碎粉丝给他。后来,被领导发现了,在大会上批评我犯了“严重错误”。

还有一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因为实在饿极了。我从床上爬起来,跑到铺房里拿了两个法饼吃。不料被人发现,并告到领导那里去了。领导找我训话,硬说我这是偷盗行为。还审查了我的收入和支出,说我每月只有18元工资,还经常寄钱回家,是典型的“入不敷出”。由此,他们推断我有“贪污”嫌疑。那时候,真是有嘴难辩啊!狗入的领导都瞎了眼,只看见我寄钱回家,就没有看见我平时一分钱都舍不得花!

就这样,我在沙市供销社学徒不到一年,就被辞退了。这时,我真不好意思回家,恨不得跳进浏阳河里淹死。因为,我父亲是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他认准一条:背着人家拿法饼吃,就是偷。他觉得丢了面子,坏了名声,一定要狠狠地教训我。

好心的邻居闻讯赶来劝解。有的说:“十三四岁的孩子,饿了拿个法饼吃,有什么丢面子、坏名声的!”也有的说:“饿了还不晓得拿东西吃,那才是蠢猪呢。”

邻居们的劝解有些牵强,但让我免了一顿皮肉之苦。

后来,我始终不愿讲起这件事。因为父亲也给“法饼门事件”定性为“偷”!多么丢人,多么使人抬不起头,多么令人一辈子都不寒而栗啊!

1964年下学期,我三进浏阳七中,插进69班读初二。后因生源流失,同年级的68班被“裁军”,三个班合成了两个班。这时,二弟在初70班,和我同一个年级。我记得,因为长身体的时候没饭吃,更谈不上什么营养滋补,再加上不堪承受的超负荷体力劳动,我和二弟的个头都很矮小瘦弱。同学们分别叫我们为“兆矮子”、“安矮子”。燃烧的句号    第三章 - 兆平园 - xiao.z.p的博客

 当时,我们班上还有一批“矮子”,诸如“义矮子”、“建矮子”、“加其矮子”、“浩波矮子”、“君雄矮子”等。班主任王秀文很同情、疼爱班上的矮子们。她像妈妈一样关爱自己的学生,一再制止同学们互叫绰号。不过,我总觉得“兆矮子”、“安矮子”这些绰号并无恶意。

上初三的第一个学期,我遇到了一个可以上天的好机会:空军部队在初中毕业生中招收飞行员。我根本没跟家里打招呼就报了名。我知道,爸爸妈妈肯定会支持的。因为,家里人多,出去一个就少一张嘴。

听说,整个湘潭地区有上万名学生参加体检,光浏阳七中就有几十个。十几个医师在我们学校搞了两天,挑出了六七个人去浏阳县城参加复检。我是其中一个。

那天,我们六七个幸运儿从金江出发,走了20多里山路,赶到跃龙搭车去浏阳县城参加复检。一路上,“我们是人民的空军,我们是毛泽东的战鹰”的歌儿唱了一遍又一遍。

在浏阳复检过关后,我又被送到醴陵县城接受部队的再次复检。部队复检严格得要命。清早起来不准吃东西,不准屙屎尿,说是要留着做化验。检查肝功能时,还抽了我一玻璃管子血。

特别是外科检查,搞得我们这帮未成年的孩子十分难堪:把衣服脱光,连短裤衩也不准穿,还要光着屁股,挺胸抬头,昂首阔步向前走。那个最神秘的东西就这样赤条条地裸露着,也不准用手遮盖一下。更气人的是,前面还站着一位年轻女医师。好在只向前走六七步就叫了“向后转走”的口令。后来听说,这是要考验考验那个神秘的小玩意儿有没有反应。

检查内科时,好几个穿军装的专家轮流在我的肚子上摸啊,压啊,挤啊,敲啊。最后,有一位军医像算命先生一样,说我营养状况较差,推断我家经济条件不好。

摸摸肚皮,就晓得我家里困难?我缠着那些专家问长问短。有个不那么凶的专家说:“你的肝超过一指半,是营养不良的典型表现”。

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肝超过一指半”是什么意思。还以为肝越大,储存的营养就越多。医生告诉我,这是缺乏营养的表现,回去后补充一点营养,应该没问题。临别,那个专家还拍着我的肩膀要我回去等候佳音。同时告诉我,万一这次当不了飞行员,以后凭县“招飞办”的复检通知,随时可以去参军,当什么兵都没问题。这些让人听着舒服的话虽然不顶什么用,但多少给了我一些安慰。

这次复检后,据说全湘潭地区只留下十来个人了。七中有两个,一个是付汉建,一个是我。学校接到县“招飞办”的通知后,把我和付汉建当成了重点保护动物:安排在教工食堂吃饭,不让参加激烈运动。傍晚到庙潭或浏阳河里洗澡,还安排几个会游泳的同学保护着,生怕有什么闪失。星期天回到家里,妈妈还让我吃了个生鸡蛋,说是最营养的补品。

过了一个多月,付汉建被招去当了滑翔员。不过,最后还是由于体质原因被淘汰了。我呢,因为肝大,没圆得上天的梦。爱开玩笑的“王胖公”(王海清)老师找我做工作:人哪,肝大点儿不要紧,只要心不大就行。真被王老先生说中,我后来无论干什么事心都不大,更别说有野心。

1966年,共和国又一次爆发了“政治流感”。当代史上的“十年浩劫”、“ 十年动乱”从此拉开序幕,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

“五一六”通知发布后,斗“走资派”、揪“牛鬼蛇神”、“保卫红色政权”的口号响彻神州。机关关门了,工厂停产了,学校停课了。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闹革命”去了。

此时此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烈火正在熊熊燃烧。亲手点燃“文革”烈火的伟大领袖,以及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的“革命群众”都失去了理智。

地处穷山僻壤的浏阳七中虽比不上城市学校那样风雷震荡,但“文革”烈火也在燃烧。在驻校工作组的发动下,一夜之间,满校园都是标语、横幅、大字报。班级、年级、全校性的批判会接二连三。整个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里,空气都紧张了,凝固了。老师、学生根本无心上课,而是全心身地投入了批“三家村”,揪“走资派”、斗“牛鬼蛇神”。

当时的班主任郑炳清早早地召集同学们各捧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照了毕业相。他对同学们说,这张毕业相啊,现在不觉得珍贵。等你们老了,就知道它有多珍贵了。

 果不其然,2012年底,我这本《燃烧的句号》定稿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当年的“君雄矮子”那里找到毕业照的复制品。图片

 照完毕业相没过几天,连科级干部都算不上的党支部书记陈时惜、校长程仲德、教导主任徐积之等,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国家级裁判、体育老师贾举英、曾在部队当过文化教员的语文老师王南山,也成了“反革命分子”。被单独关起来隔离审查的贾老师没见过这样的风暴,夜深人静之时,他“畏罪自杀”了。其实,贾老师不过是讲了“粮食不够吃”之类的真话,哪有什么值得“自杀”的“反动罪行”。他死得太冤了!

另一个倒霉鬼是刚从县花鼓剧团调来的美术老师钟谷。这位在共和国诞生的第二年参军,荆江分洪工地流过汗,五指山下修过路,万泉河边抢过险的湖南邵东青年,退伍后被分配到武汉市一家工厂工作。后来,作为调干生进入湖南艺术学校深造,毕业后安排在浏阳县花鼓剧团搞舞美。当时的县文教办非常器重他,于1966年初把他调到了浏阳七中。那时候,钟老师三十上下年纪,满脸兜腮胡子。因为到七中不久,大部分学生还不认识他。不知怎么回事,他突然成了“牛鬼蛇神”,列入了受审、挨批的黑名单。

一次开批斗会,主持人在台上高喊:“钟谷上台来!”钟老师一边学着花旦戏腔滑稽地答应:“钟谷来了---”一边移步上台,站在受批斗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中间。有造反派责令他喊口号:“前面是走资派!”“后面是牛鬼蛇神!”钟老师用老生戏腔高喊了一遍口号,逗得大家哄笑不止。主持人厉声斥问:“你是什么东西?” 他诙谐地答道:“我什么东西都不是。”

后来,钟老师被清除出教师队伍,关进牛棚接受改造。一关就是9年,直到“四人帮”倒台他才获得新生。

2006106日,恰逢农历八月十五。已经“提前离岗”的我在湘潭街头偶遇白发苍苍的钟谷老先生。他老远就向我挥手打招呼。见面后,我刚说了句“钟老师好”,他就迫不及待地讲开了:别忘了,今天既是中秋节,又是粉碎“四人帮”30周年的日子!

接着,他滔滔不绝地回忆起当年的往事,眼眶里噙满了泪花。

令我没想到的是,钟老先生仍像40年前那样胸怀坦荡,那样慷慨激昂,那样虔诚地坚信共产党:敢于否定“文革”,邓小平了不起,共产党了不起。我平反后,恢复了工作,连升了三级工资,还给我补发了9年关牛棚的工资……

 钟老先生是幸运的。尽管在“牛棚”里关了9年,但四肢齐全、五官不缺地出来了。而且,平了反、复了职、升了级、补了工资,还进入了国家公务员队伍。殊不知,“文革”受害者中,不幸运者大有人在。

“文革”初期,浏阳七中总共不到一百名教职员工,竟有七八十人是隐藏在教师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德高望重的“王胖公”、年近花甲的宋凤楼、视学生如儿女的妈妈老师王秀文、大学毕业后来七中的李铮夫妇、在乡村中学教了半辈子英语的雷宏义……一夜间都成了“牛鬼蛇神”。就连在学校敲钟、扫地的勤杂工宋师母(宋凤楼之妻,人们搞不清她的名姓)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线人物。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学校“文革”领导小组筹备组组长、高中毕业班语文教师娄选法,“革筹组”组长还没当上一个礼拜,就被“革命师生”揪了出来。原来,他是隐藏最深的“阶级敌人”!

那时候,风雨飘摇,天下大乱,人人自危,朝不保夕。上午还是响当当的“革命闯将”,下午就成了臭哄哄的“牛鬼蛇神”。

在那个思想、灵魂、连同头脑一起被“政治流感”扭曲成怪味麻花的特殊年代,上自六七十岁的长者,下至十二三岁的娃娃,都在发疯发狂地“批走资派”、“斗牛鬼蛇神”、“保卫红色政权”。社会乱糟糟的,学校也乱糟糟的。毕业班草草进行了一下考试,连试卷都不需要看,学生就算毕业了。后来还被冠以“知识青年”的雅号。

毕业前夕,我们初69班还余下18.06元班费。那时候的班费不像现在这样要求学生从家里拿钱来“自愿捐助”,而是我们利用课余时间种蔬菜、检樟树籽卖的钱。记得,同学们讨论怎样处理这笔班费时,有人提议“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援越南,抗击美帝”,当即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同学们推举我执笔给当时的越共中央胡志明主席写信。
   
我记下了同学们的你一言我一语----一代热血青年真诚、崇高而又天真、幼稚的国际主义精神。我和几个同学还跑了近十里山路,专程到普迹邮电局,寄出了全班同学对越南人民的一片心意。

没过多久,我们分别收到了越南驻华大使馆和中共中央办公厅用老式的铅字打字机打印的回信。两封信都赞扬同学们的国际主义精神,还说了好多鼓励学习的客套话。为了方便大家阅读,班委会和团支部根据同学们的要求,把两封信都张贴在了教室外面的墙报栏里。可惜,现在无法找到这两封信的残片了。

时隔46年后,我们十几个同学结伴到浏阳洞阳乡下看望恩师李育能,还谈及这件事。当年的班干部尤伯勋、袁伯成和记性最好的袁君雄甚至能原原本本地说出中共中央办公厅回信的内容:浏阳七中初69班全体同学:你们邮寄给越南人民的18.06元钱,已如数转交给越南驻华大使馆。你们援越抗美的国际主义精神非常可贵,值得赞扬。对于越南人民抗击美帝侵略者的斗争,我们国家给予了有力支持,尚不需个人捐助。希望你们努力学习,将来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做出贡献。

回忆历历往事,曾经为支援越南运送过物资的郑文明和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宋柏桦,非常伤感地说,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朋友吃我们支援的粮食,用我们支援的钱财,竟然拿我们支援的枪炮来打我们。

记得,贴出两封信的时候,“文革”烈火已经把浏阳七中烧得遍体鳞伤。不少同学因为已经离校而不知道越南大使馆和中央办公厅回信的事。

正因为“文革”烈火的蔓延,六六、六七、六八,连续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既没有学可升,也没有业可就,不少人连一纸毕业证明都没有拿到。共和国当代史上新出现的特有词汇“老三届”便由此而生。

我本想投身这场伟大的“文革”运动。但家里的米缸没有米。更何况,我已经17岁了,图片该为父母分担一点担子了。于是,毕业考试后,我就和同时初中毕业的二弟回家了。离校前,弟兄俩特意照了一张毕业留影。这张照片在二弟手里珍藏了半个多世纪。

都怪自己生不逢时。本该三年完成的初中学业,我却从1961年到1966年,整整熬了六个年头!

这时候,和我一起进初中的同学虽然高中毕业了,但也未能逃脱成为“老三届”的悲惨命运。

我不怨天,不怨地,更不埋怨父母交不起8块钱学费。尽管,父亲每月有60 元工资,是普迹地区当时的最高收入者。那时候,很多人对每月60 元羡慕得不得了,连我自己都觉得一辈子只要每月能拿到60块钱工资就心满意足了。但当时家里人多负担重,九口人的嘴巴接起来比箢箕还宽。最高工资也供不起一家人的嘴巴。

就这样,我为自己艰难求知的学生时代划上了句号。这是一个苦涩的句号,凄惨的句号,令人心酸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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