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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工农商学兵都干过, 最后吃了记者这碗饭。 从小喜欢写点东西, 如今留下废纸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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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句号 第七章  

2012-11-26 16:19:35|  分类: 传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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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文墨 新闻生涯初学步

长阅历 军旅采访遍边陲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清算他的滔天罪行,肃清他的流毒,成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政治氛围中,“革命的两杆子”(枪杆子、笔杆子)越来越发挥作用了。

有一天,我正捧着测报器练测报连长林德修派人把我叫到连部,笑眯眯地对我说:刚接到团里通知,抽调你到团部去搞新闻报道。你马上准备一下,明天到团里报到。

第二天,我包,提着装有全部家当的手提袋,坐了三个多小时火车才来到南宁市。转乘公共汽车到了团部驻地西乡塘。团政治处宣传干事陈锦浪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他领着我见过了宣传股的刘股长、政治处的桂主任,然后,又亲自给我安排住宿。

为了便于晚上加班,陈干事不让我住在战士宿舍,而在他的寝室里给我加了一个床。从那以后,我和他朝夕相处,关系特好。有时下连队采访或到报社、电台送稿子,他还把自己四个口袋的干部服给我穿,说这样在外面方便些。

 陈干事个头矮小,身材单瘦,因为戴着一副深度眼镜,战友们叫他“臭老九”。“臭老九”是文革时期歧视知识分子的蔑称,排列在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之后。实际上,陈干事不过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算不上“臭老九”。他眼睛高度近视,每次洗脸都摘下眼镜放在水泥台板上,洗完脸,就在水泥板上到处摸寻。一次,有位战友故意捉弄他,把眼镜移了个地方。陈干事洗完脸,习惯地到处摸寻,嘴里还嘀咕着,“呃,刚才放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接着他大声喊道:“喂——,谁拿了我的眼镜?这可开不得玩笑啊!”逗得在场的人捧腹大笑。我当时也笑了,但我觉得拿别人缺陷逗乐的玩笑似有不道德之嫌。

别看陈干事生活“油条”,不拘小节,可他工作舍得干,写稿来得快。既是个典型的“夜猫子”,也是个十足的“大烟鬼”。经常是左手拿烟,右手执笔,通宵达旦不熄火,也通宵达旦不打盹。他左手的中指和食指总是熏得像腊香肠一样焦黑焦黑。他的最大毛病是早晨不想起床,也不参加早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关油条兵”。

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一天到晚在陈锦浪身边,受他的“毒害”极深。那时候,我和他一起下连队采访,一起到报社、电台送稿,一起在南宁市那家专供军人的店子里买一块三毛二一斤的武鸣烤烟叶。然后,到街头小店里切成烟丝拿回来炒一下,喷点白酒,卷成“喇叭筒”,尽情享用。我们还从军人小卖部买来卷烟纸,并自制了简易卷烟机,小批量加工自产自吸的“军用卷烟”。

在团政治处,我除了搞新闻报道外,更多的是为头头们鞍前马后地跑腿、打杂、当“拐棍”。首长下连队搞调查,叫我去写调查材料;首长大会上作报告,叫我写讲话稿。刚开始,我傻乎乎地觉得首长要我写讲话稿,是器重我,看得起我。无论领导交待写什么,我生怕误了首长的事,总是彻夜加班,通宵不眠,第二天就交稿。

首长就是首长。数一下页数,根本不看内容,就煞有介事地打起官腔:写得不错,只是高度不够,还要改一改。

我把初稿拿回来,又是彻夜加班,通宵不眠。第二天交给首长后,首长又翻一翻,又煞有介事地指示:改得不错,只是深度还不够,再改一改。

我把第二稿拿回来,再彻夜加班,通宵不眠。第三天交上去,首长还是数数页数,还是煞有介事地说,比前两稿好多了,只是高度和深度还要加强一点。

就这样,一稿、二稿、三稿…… 首长反反复复地提修改意见,我也反反复复地改来改去。

时间长了,我陡然发现一条真理:交稿越早,首长的修改意见越多。于是,我不像以前那样傻乎乎的了。首长明天上午作报告,我拖到今天晚上才把讲稿交给他。如果下午作报告,我要想方设法让他中午才能收到讲稿。

这一招果然有效。首长接过讲稿,根本没有摇头晃脑地提修改意见的时间了。他拿着讲稿掂一掂,连翻都不翻一下,就夸赞说“写得不错”。

其实,从那时起,我一点也不在乎“写得不错”的夸奖。因为,写得再好也不可能署上我的名和姓。写得再差,首长绝不会对别人讲“是肖兆平代刀的”。至于有的首长不熟悉讲稿,念错了字、读错了音、断错了句,甚至前言不搭后语,除陈干事瞟我一眼外,其他人谁也不会找我麻烦。记得,有位首长把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念成了“哈西努克”听报告的人哄堂大笑,他自己也十分尴尬,只好说“外国人的名字就是嗦”,然后一笑了之。

1969年4月1日,党的“九大”胜利召开。我被抽调到空七军宣传处,成了军报道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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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七军是一支有着辉煌战绩的英雄部队。军长刘玉堤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先后击落6架敌机,击伤2架,被誉为“孤胆英雄”。1951年11月23日,他驾驶米格-15迎战美国强盗飞机,一次空战击落4架敌机,创造了志愿军空军一次空战个人战绩最高记录。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

有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1967年4月24日至5月1日的八天时间里,刘玉堤指挥空七军所属部队连续三次作战,击落五架入侵的美军战机,取得了空军作战史上有名的“三战三捷”胜利。

我第一次见到刘军长是在军直机关学习、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宣讲大会上。那天,主持人还在“喂喂喂”地调试话筒,军长已准时上台就座了。从军长魁梧的身材、如钟的坐姿、洪亮的声音和干脆利索的讲话中,我品味到了战斗英雄的气质和本色。

还有一次,我下班回招待所,在军部大院的林荫道上迎面遇见军长。“首长好!”我脚跟一碰,敬了个礼。军长停脚步,微笑着问我“哪个部门的?”我回答“报道组的”。军长说:“好啊,报道组的,笔杆子啊!”最后他还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干,部队要的是笔杆子!”

“报道组”是文革期间的一种奇特文化现象。毛主席发表“要斗私批修”的指示后,“狠斗私心一闪念”成了时代风潮,新闻报道署名“记者某某”、“通讯员某某”便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和“个人英雄主义”之嫌。于是,作者们都用极具革命意义的笔名。当时,空七军报道组起用了“红铁鹰”名号我个人以“向阳兵”、“红雷波”、“报道组”等署名在军内外媒体上发表过各种作品。

“红铁鹰”的负责人是军宣传处新闻干事恽秉良。这位年近不惑的常熟汉子个头高挑,瘦骨嶙峋,可精力非常旺盛,一个通宵不睡,第二天照样上班。恽干事脑子灵活、精明能干、采访深入、写作勤奋,一天到晚,就想着怎样多上几篇稿子。我和恽干事共事时间不长,但他的事业心、责任心和工作作风对我的潜移默化不可估量。

为了充实报道组的力量,恽干事从军直机关和所属基地、场站、高炮、雷达部队抽调了七八名骨干。其中,从遂溪基地抽调了和我同年入伍的北京兵刘振来(后任北京军区空军政委,中将军衔),从柳州广空教导团抽调了和我一批当兵的湘潭伢子陈植源(后任空七军宣传处副处长)。

我们到军报道组后,被安排住在军部招待所。上班时间,我们在办公室根据报道提示研究新闻线索,下班后常在招待所里加班写稿。累了,就在寝室外的空地上打一会羽毛球。每次打球,刘振来最认真。他不但短裤背心,有模有样,还拿出包带,一头系住窗户风钩,一头绑在树桩上做球网。我不爱打球,常常是刘振来又哄又逼把我拖去的。

有首歌唱道:“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这战友之情,既有兄弟情的弥足珍贵,又有朋友情的浪漫潇洒。有一次,我和陈植源结伴上街,在水果店买了一个大西瓜。因为穿着军装吃东西有损形象,便躲在南宁邕江大桥下一个没人的地方吃。令人郁闷的是,挑了老半天的西瓜,抱到桥下一打开,哎,白瓤!明知吃起来无味,但又舍不得丢掉,两个傻小子硬是把它咽下了肚。

在报道组里,陈植源的字写得最漂亮。因此,同志们写了稿子,大都请他誊写一遍再寄送出去这样,用稿率高些。后来,陈植源表现突出,被提拔为宣传处副处长。转业后当了湘潭日报总编辑,评上了高级记者职称,还被湘大等高校特聘为教授。我和陈植源在部队是老乡加战友,退伍后又加了一层新闻同行关系,因此,交往一直比较密切。

 “红铁鹰”充分利用“空军三战三捷作战有功部队”的金字招牌,抓住红极一时、誉满全军的“航空兵英雄中队”轮战在南宁吴圩基地的有利时机,在当时最权威的媒体——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以及《空军报》、《战士报》、《广西日报》、广西电台等军内外新闻媒体刊登、播发过不少稿件。

 不过,那些在当时很风光、有影响的新闻稿件,现在看来几乎没有几篇真正有价值的。诸如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了,军营里一片沸腾,干部战士热泪盈眶,鸣放鞭炮,敲锣打鼓,彻夜欢呼。在条件非常艰苦的高山哨所、在阶级斗争十分复杂的海防前线,战士们以脸盆、锅盖当锣鼓,敲击木板当鞭炮,围着营房游行庆祝。不少连队“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落实最新指示不走样”,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最新指示“熔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通过学习,许多战士当晚就能一字不差地背诵最新指示了。不少同志“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解决了存在已久的“活思想”。有的战士还打着手电筒,连夜给家里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体会。

这种应景新闻居然很受报社、电台的编辑、记者们青睐。因为,这些稿子救了媒体的急。我后来才明白,那时候,我成了报社、电台的应急虫。正因为和编辑、记者们混得很熟,他们除定期给我通报报道提示外,还时不时向我约稿。特别是广西人民广播电台当时负责部队报道的李保卫,几乎隔一两天就要给我打一个电话。

燃烧的句号   第七章 - 兆平园 - xiao.z.p的博客

记得,在八出样板戏统领天下的年代,我应《广西日报》编辑部邀请,作为驻区解放军代表参加过一次批判“大毒草”《刘三姐》的座谈会。会上观看了彩色电影《刘三姐》,会后还写了一篇批判文章。现在想起来,一段毛主席语录,几句时髦的政治口号之后,牵强附会地批判刘三姐带领群众用对歌形式与地主莫老爷作斗争,是刘少奇“反对武装斗争,鼓吹议会道路”的翻版,未免有点不讲道理。

 在空七军报道组,我有幸到所属场站、基地、飞行大队和高炮、雷达部队采访。那时候,全军闻名的“航空兵英雄中队”轮战在南宁吴圩基地。我在采访时发现,飞行员的伙食比地面部队要好得多。一打听才知道,雷达部队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四毛八,而飞行员每人每天三块钱,真把我眼红得要死。我当时想,要不是初中毕业时肝大了一点,说不定我现在也吃上三块钱一天的伙食了。

在报道组的日子里,我每天的必修课之一就是翻阅报纸看到好作品,我会马上收集起来作为范文。像《碧海洪炉》、《寄自海角天涯》、《头顶青山脚踩云》、《最新最美的人》等篇目,我读了不知多少遍。这些以“李红”、“立衡”署名的通讯,文笔优美,很具立体感,且不乏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柔情。可惜,作者林豆豆为父兄所累,早早地离开了军营,早早地给自己的新闻生涯划上了句号。

那时候,多少人对这位20多岁就当上《空军报》副总编的帅府千金羡慕不已。我也很羡慕她,但我只欣赏她的文笔,不佩服她的官。我觉得,这位年龄比我只大四岁多姑娘我还是“新兵蛋子”时,她却成为了副师级干部。她真是“神童”、“天才”、“超人”?我不否认林豆豆的通讯写得漂亮,我更认为她“八字”好、靠山硬。不是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吗,谁叫我的老子不是元帅,而是工人,并且被划过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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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军报道组搞了将近一年后,我又回到雷达二十五团,和陈锦浪一起搞新闻报道。我们除完成首长交办的任务外,还深入到所属连队采访,几乎跑遍了整个广西。在边防、海疆和高山连队采访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自己虽然身穿军装,长时间在比较舒适的机关工作,并真正了解边防的艰苦、战士的艰辛。

雷达连队大多驻守在高山、边防,条件之艰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我在这些连队采访后,真切体会到: 为了人民的幸福、祖国的安全,被誉为“千里眼”、“顺风耳”的雷达兵无时无刻不在奉献自己的心血和青春。谁也说不清他们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

燃烧的句号   第七章 - 兆平园 - xiao.z.p的博客

在援越抗美最前线、友谊关右侧的金鸡山上,六连干部战士常年遭受着干旱缺水的困扰。全连近百号人,生活用水全靠汽车从海拔六百米的山下运上来。要是碰上刮风下雨险恶天气,汽车上不了山,干部战士就要忍受干旱的折磨。多少次,战士们在陡峭的山路上往返十多里,挑回一担担比油还贵的水。正因为身处“上甘岭”,无论寒冬酷暑,每人每天只有一脸盆洗漱用水加一军用水壶饮用水。早晨洗完脸后,就把毛巾盖着脸盆里的水,晚上再用它洗脸、洗脚。然后才倒进水窖,留着浇地。夏天,战士们蘸湿一下毛巾,抹抹身子就算是洗了澡。因此,在六连,无论干部战士,都指盼着有机会下山出一趟公差,能在水里泡一泡就心满意足了。我噙着热泪写了《友谊关上战旗红》。

驻守在靖西龙邦的十二连,不仅电台、机房、操纵室、指挥室设在战备坑道里,干部战士也常年居住在坑道中。亚热带雨林气候的靖西龙邦闷热潮湿,坑道里虽然挖了排水沟,并装有排气扇不停地对外抽风换气,但地面仍是湿漉漉的,战士们睡的床板和被褥也是湿漉漉的。由于潮湿,几乎所有人的衣服都长有褐色的霉点。特别是白衬衣,没有一件不是长满了“黄褐斑”。常年生活在潮湿闷热的坑道里,不少人患了关节炎,落下了一身病。但是,我们的战士身居坑道,胸有朝阳,没有一个叫苦叫累。我到十二连采访时,在坑道里住了一个星期,深深地被战士们不畏艰苦的精神所感动。于是,我奋笔疾书,写了《胸怀朝阳守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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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部湾畔的企沙一连,凭借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连里办了一个小盐场。生产的食盐不仅自己食用,还可以满足全团各连队和兄弟部队需要。五六个战士每天涨潮时把海水放进盐田,任凭海风吹拂、太阳暴晒。然后,按海水的不同浓度一块田一块田地往下转,直到完全结晶成颗粒。每天放海水进田,挑盐巴入库,如此往复循环,周而复始。

在一望无际的大海边,在渺无人烟的盐田里,全身晒得黝黑的战士几乎天天都是肩披一条毛巾,下穿一条短裤。只有逢年过节或是首长来慰问,才穿一回心爱的军装。有位1966年入伍的四川兵,五年服役期里在盐场呆了四个年头,加起来才穿了不到两个月有领章帽徽的军装。临到退伍,他的军装全是崭新崭新的。我感动不已,写了一篇《闪闪红星挂心中》。

……

稿多了,与媒体朋友的交往也就频繁了《广西日报》和广西电台的好几位编辑、记者都成了我关系密切的好朋友。我离开南宁后,他们还常常向我约稿,邀我参加相关活动。

那是1972年国庆节后,我已经离开团宣传处,下到企沙一连当高射机枪手。当时,朝鲜故事片《卖花姑娘》正在南宁首映《广西日报》分管部队和民兵报道的那位年轻女编辑明我已离开南宁,却假装不知道。她打电话给团政治处,说报社编辑部组织骨干通讯员和相关人员参加《卖花姑娘》首映式,指名要我准时到会,并写一篇观后感。她还说,报纸版面已经安排好了,千万别放弃这个机会啊。宣传干事陈锦浪正愁完不成上稿任务,马上向首长报告,把我从几百里外的海边召回到南宁。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天气非常闷热。当我跳下公共汽车,走向电影院时,早早等候在影院门口的那位女编辑马上迎了上来。她在冷饮摊上买了两支冰棍,顺手递给我一支。我没敢伸手去接,连连解释说,我穿着军装,怎么能在外面吃东西呢!她不容我解释,撕开包冰棍的纸,不由分说地把冰棍往我手里一塞,就朝放映大厅走去。我只好走到影院的一个角落里,把冰棍嚼得咔咔直响。笑着过来取笑说:我还以为你真的不吃呢。接着,她对我说:“门票紧张,只有我一个人陪你看电影。

电影开映前,她反复对我讲:解放军是可亲可爱的人,最恨敌人,最爱人民。你一定要带着爱憎分明的感情看,然后写一篇爱憎分明的观感,明天就要交稿。

电影放了大约两个小时。我正襟危坐在观众席上,一动不动、一眼不眨,完全融入《卖花姑娘》之中了。当看到花妮带着妹妹在雪地里拾柴火时,我不禁想起我和二弟着大雪到山里砍柴的场景。从小感情脆弱、容易动情的我深深地为花妮一家所遭受的苦难悲伤不已,几乎呜呜地哭了两个小时。要不是那位女编辑几次递给我手帕,我还真不记得自己是坐在放映大厅里,旁边还有一位年轻姑娘。

 当晚,我流着眼泪写好了观感,第二天一大早就把稿子送到了报社。那位年轻女编辑已在办公室等我,还为我泡好了茶。我轻轻推开虚掩的门,她就毫不客气地开我的玩笑说:看你,眼睛还是红的。真没想到,身穿军装、讲究形象、在外面连冰棍都不肯吃的堂堂男子汉,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动情地呜咽流泪……

不知道她是夸赞我,笑话我,还是羞辱我,我涨红了脸,脱口而出:“你知道个屁,我受的苦不比花妮少到哪里去!”

“啊!”她惊诧不已,半信半疑地问,“你一样在哪里受过那样的苦啊?”

她用一种令人读不懂的眼光呆呆地看了我好一阵子。半晌,才回过神来,招呼我坐下,给我递茶。然后硬缠着要我说说自己的家庭情况,说说在哪里吃过苦、受过难。

我和她虽有工作交往,但我并不熟悉她,更不了解她。况且,我的家庭情况、个人身世与她有什么关系呢。我没有理会她的要求,更没有跟她说自己的往事交了稿子推辞说要及时归队,起身便往外走。

“噌”地站起来,一把拖住了我,说要研究一下稿子。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还是以“要及时归队”为由,退出了她的办公室。

她起身追了出来,一直送到大门口。虽然并肩而行,我却没听清楚她嘟嘟哝哝地说了些什么。只听清了挥手时说的一句:“怎么署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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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广西日报》1972年10月13日第三版发表了我流着泪写的观感。标题《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是那位女编辑改的,署名“肖兆平”,也是那位女编辑加的,这是我的名字第一次见报。我说了句“你看着办吧”,就钻进了公共汽车。

再后来,那位女编辑多次通过军用电话约我写些反映边防战士战斗生活的稿子,还问我以后愿不愿意去报社当记者。因为我多次失约,联系也就断了。现在回想起来,真觉得怪对不起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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