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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工农商学兵都干过, 最后吃了记者这碗饭。 从小喜欢写点东西, 如今留下废纸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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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句号 第十一章  

2012-12-12 14:51:01|  分类: 传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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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饭碗 五只钵盂挑和尚

当记者 踏破铁鞋觅新闻

 

 

1973年2月24日,我们二十多个在空军雷达兵第二十五团服役了五年的湘潭籍退伍老兵由一位送兵干部带领,来到湘潭市民政局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报到。

当时,市民政局设在市人委大楼的一层。1983年,湘潭地、市合并时,这栋大楼改称为市政府一院。1999年,市委、市政府及所属部、办、委、局相继东迁到河东芙蓉路,这栋大楼成了雨湖区人民政府的治所。

退伍办里,人头攒动。不少退伍战士披着没有领章的军装,有的拖鞋散袜,高挽袖管;有的敞开衣襟,袒胸露乳;还有的骂骂咧咧,气势汹汹,全然没有了昔日的军人形象。更有不知天高地厚者,俨然是在前线英勇杀敌、浴血奋战、立了赫赫战功的英雄。有的还像“油邋狗子”一样,粗声大气地吼着:“把我安排到哪里?”

退伍办的同志态度好,笑容可掬地回答:“原则上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经历了从老百姓转变为军人的我,舍不得把军人的作风、气质和形象再转回到老百姓去。虽然身上的军装没有了领章和帽徽,但我还是努力保持着军人的风纪、神态、气质和形象。

待人少了,我才走到办公桌边,把报到证交过去。接待我的是退伍办史主任。他翻开一个本子,查出了我的名字,然后客气地对我说:现在有五个单位需要搞文字工作的:市委机关、市革委机关、市财政局、市广播电台和湘潭日报社。你想去哪里,由你自己挑。

当时,挤在办公室要求安排工作的退伍军人炸锅了。有几个还提出质问:“他能随便挑单位,我们为什么不能安排?”

“刚才不是讲了吗,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这是上面的政策规定。他入伍前就有工作单位,回来后肯定要安排工作。并且,他在部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是笔杆子,是有专业特长的人……”史主任耐心地解释着。

我确实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子不知道该挑选什么单位为好。犹豫了一阵子,我跟史主任商量:“让我考虑考虑行吗?”

“这样吧,今天是星期六,你回去和家里人商量一下,下礼拜再来找我。”

当时,我在湘潭市里举目无亲,能跟谁去商量啊。我赶忙回到普迹,想要父母拿主意,可他们的意见不统一。爸爸说,到市委、市革委机关好。妈妈说,到财政局好些。我自己还是想到湘潭日报当记者。

三天后,我再到退伍办时,史主任告诉说:你只能去广播电台了,他们已经把你的档案接走了。于是,他打电话要电台来人接我。

就这样,我还没来得及在五只钵盂里选一只合适的“饭碗”,就被湘潭电台不由分说地接走了档案,成了湘潭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员。

不到五分钟,一个身材单瘦的中年汉子来到退伍办,他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湘潭电台编播组组长,叫彭友德。然后,挑起我的行李(一个军用背包,一个装书的纸盒)就往楼上走。原来,湘潭人民广播电台就在这人委大楼的四楼上。

当时,湘潭市广播事业局和湘潭人民广播电台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由市革委安排在当时的“市人委大楼”办公。那时候,市革委所辖的十多个委、办、局都挤在这栋大楼里办公。各单位办公用房都这么紧张,根本不可能给新来的单身职工安排宿舍。

经局、台领导同意,局办公室和编播组的同志为我在四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摆了一张桌子,架了一张床铺,让我享受起了卧室兼办公室的特殊待遇。同室的还有比我早个把月退伍的转业干部冯学良。他家住在离市区20多里外的马家河,虽然也在办公室里架了一张床,但几乎从来不在单位住宿。

我报到的第二天就上班了。见过局长兼台长刘德坤、军代表孙振运以后,编播组组长彭友德、副组长宾再帆向我介绍了电台的基本情况:

湘潭人民广播电台创建于1960年,同年5月1日播音。1962年国民经济大调整时停办,当年9月20日停播。1968年9月15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批准湘潭人民广播电台恢复播音,频率1503千周,发射功力1千瓦。我到电台时,全台不到40人,分编播、机务、外线三个组,另设一个无所不管的办公室。编播组14个人(其中三位播音员),7个是部队退伍回来的。连我在内的11名编辑、记者是清一色的“半路出家”,有的甚至从未搞过文字工作。

刚到新单位,既感到新鲜,又觉得生疏。没有了军营的熄灯哨声,没有了班长的夜间查铺,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每天晚上,我孤身一人守着一层楼,常常是翻翻报纸,听听广播,然后书本掩面床上躺,半夜三更睡不着,日高三竿不想起。好在我嘴无遮拦,心无戒忌,很快就和台里的同事建立了密切关系。

大概过了半个多月,局办公室负责政工人事的刘子敬通知我:你的迁移、户口、人事关系都办好了,工资定级手续也批下来了,定为二级,每月工资35.5元。后来,我了解到,局长刘德坤从档案里看到我已有7年多工龄,便交代刘子敬多做点工作,争取把工资定为三级。听说,工作做了一大堆,好话说了几箩筐。但是,八年以上才能定为三级,这是“王八的屁股——死龟腚(规定)”。

那时候,我对工资定为二级不以为然,其他同志却为我感到惋惜。有位叫李佩昆的老大姐对我说,你怎么这样不想事,就是赖也要在部队赖半年,回来好定个三级。你不知道,长一级工资有多难,三年五载还碰不上一次机会。

猛然间,我想起了侯连长和贺副指导员骂我“狗咬吕洞宾”的话,才意识到“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

原以为不满八年只能定二级,满了八年就可以升为三级。哪里晓得,这二级一定,离三级却是天高地远。

也记不清过了几年,好不容易才等来一次升工资的机会,增资名额为单位职工总数的3%。增资的条件是:政治思想好、工作时间长、表现突出、成绩显著;评定方法是:群众推荐,单位评议,市劳动人事部门审批。

当时,市广播局和电台共有50多名职工。台领导四处求情,多方努力,才争取到两个晋级名额。那时候,1964年以前参加工作的人大多是三级(41.5元)。除局领导和几位复员干部每月53.5元外,其余同志几乎都是二三级。

大家都是低工资,谁个都想升一级。尽管级差只有6块钱,但杯水车薪也是水啊。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局长刘德坤首先表态自己不要,同时号召大家发扬风格。我觉得自己虽然工龄长,但到电台时间短,还有不少同志工龄比我更长,工资确实太低。于是,我主动“发扬风格”了。

第二次加工资时,也是限制名额,竞争十分激烈。有位参加工作近20年的老记者,四十一块五拿了好多年。他上有年迈体弱的老母,下有一双年幼无知的儿女,家里经济确实很紧张。编播组大多数同志推荐让他升一级(7块钱),但在全局评议时没有通过。这位老记者伤心不已,在评议大会上当着众人的面老泪纵横。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暗下决心:如果不是对号入座加工资,我决不去与人家争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湘潭人民广播电台一直沿袭开办以来的老模式,每天早、中、晚三次播音。除星期天外,周一至周六每天都有时长一小时的自办新闻和专题节目。《湘潭新闻联播》是台里的重头戏,每天半小时,18:30首播。《对工人广播》、《对农村广播》、《对解放军和民兵广播》时长也是半小时,每天19:30交叉播出。这些节目都在第二天早晨和中午重播。

当时,湘潭市还是县级市,地盘只有巴掌大,稿源严重不足。那时候,每周六次《湘潭新闻联播》节目除几条本地时政新闻外,大多是念《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文章。有人开玩笑说,一把剪刀、一瓶浆糊就可以当编辑了。

尽管节目质量不怎么样,但收听率却非常高。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视,除一张四开四版的《湘潭日报》外,湘潭电台是传播速度最快、覆盖范围最广的现代化舆论工具。全市各大小厂矿、农村公社、大队的所有广播站,都必须把转播市电台节目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因此,当时湘潭电台的影响和名气比现在要大得多。

我在电台编播组当了一段时间的“剪刀加浆糊”编辑以后,觉得长此以往将荒废自己这支本来就不硬的笔。于是,主动要求去当记者,跑基层。

记得, 1973年初冬时节,原属湘潭地区管辖的茶陵县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湘潭市有几千名知青下放在茶陵,市委宣传部要求日报、电台搞好报道。我作为电台最年轻的记者,抢下了这次远道采访任务。

我和市知青办的领导、《湘潭日报》的记者以及湘纺、江麓、湘钢等厂矿知青办的同志一起,在湘东山区那陡峭而险峻的砂石公路上颠簸了一整天夕阳西下时分才到达毛主席当年点燃“星星之火”的革命根据地——茶陵县城。那时候的茶陵县城还只是一个山区小村落。除了县委、县革委和县招待所有几间红砖瓦房外,其余的民房和店铺都是土墙老屋。县城的街道高低不平,乱石翻滚,尘土飞扬。

我参加了三天会议,采写了好几条消息和通讯,自己比较满意的是录音特写《山村新歌》。这篇记述湘纺职工周恒善休会时和儿子见面交谈的特写,后来被湘潭地区“三三办”送到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在“对台”节目里广播了。

1973年底,我被安排负责六大厂矿(湘钢、湘机、湘纺、湘锰、江南、江麓)的采访和通联工作。当时,各行各业正在落实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新指示,湘潭六大厂矿一天24小时满负荷生产,形势非常喜人,经济效益也不错。在平头百姓心目中,六大厂矿高不可攀。不仅厂子气派,厂里的工人也神气。那时候,民间不用“就业”一词,而叫“参加工作”,没有背景的普通老百姓是很难进六大厂矿的。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湘潭六大厂矿最红火的时期。每个厂矿都宛如一个小社会,除了没有军队以外,党、政、工、团,医院、学校……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各厂矿还有人员齐备、设备精良、机构健全的广播站,有的还自办报纸,新闻队伍的力量一点不比湘潭电台差。

我分工跑六大厂矿后,经常深入到车间里、高炉旁、矿井下,与一线工人交谈,写劳动现场实况。记得,湘钢二号高炉建成投产时,我和省电台记者曾凡安在高炉旁守了好几天,写了好几条消息和通讯在省、市电台播出。

1979年,湘钢炼铁分厂生产的铸造生铁获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优质产品证书。我在厂里苦战三天,采制了录音访问记《江南一枝花又红》。省广播电台和湘潭人民广播电台在9月15日的《对工》节目里同时播出了这访问记。

以前,我老觉得自己的社交能力还算可以。在炼铁分厂采访的过程中,分厂宣传科科长刘常武的公关交际技艺使我不仅自愧不如,而且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一次,我乘一路公共汽车去炼铁分厂采访。一见面,老刘就非常客套地埋怨说:“哎,怎么事先不打个电话,我们好派车去接嘛。”说着,他还拿出8分钱来,一定要给我报销公共汽车票。

在高炉旁采访挥汗如雨的炼铁工人时,刘常武一直帮我背着几十斤重的“601”录音机(湘潭电台当时没有采访录音设备)。中午,他安排我在大食堂和工人们一起吃饭,说是为了方便我与工人交谈。临别时,他叫我在办公室稍等一下,说是要派车送我。当时,我很纳闷分厂根本没有小车,难道常武兄找总厂要车?

我在办公室等了大约半个钟头,他兴冲冲地回来了。原来,他跑到食堂找买菜的师傅说好话:帮个忙,把肖记者捎带出去。在买菜师傅那里备好底后,他有模有样地把我送上一台机动三轮车,还说是专门派车送我。我当时和他开玩笑说:凭你的公关能力,当个把“外交部长”应该没问题,只是时运没到,加上“伯乐”没碰上你。

在省台发稿多了,与省台的编辑、记者也就混熟了。他们经常向我约稿,有时还邀我合作。1981年3月5日,省电台记者楚望霓和我一起在湘钢采写了题为《倔老太和她的儿媳妇》的通讯,记述一高炉炉长何其斌的母亲和儿媳吴瑞香的生活琐事。省、市台都赶在“三八”妇女节那天播出,在听众中引起了较大反响。后来,这篇通讯被收入武汉大学新闻系的教学用书《广播通讯赏析》。

1979年下半年,湘潭锰矿生产的放电锰粉获国家银质奖。我马上来到锰粉车间找干部、工人采访,光采访记录就写了两大本。最后,采写了通讯《喜看明珠更璀璨》。湘潭电台播出后,省电台在9月19日的《对工人广播》节目里,全文播发了这篇通讯。

后来,市委宣传部要求湘潭电台加强对市属中、小企业的宣传报道。台里调整采编力量,要我负责跑二轻和燃料化工两大系统。当时,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两年内把两条战线下辖的300多家企业都跑一遍。于是,我在二轻局和燃化局找来各个企业的资料,自制了一本通联录,把各单位的名称、地址、主要产品、联系电话、单位领导、办公室主任、宣传干事、通讯员骨干等信息全部记录在案。可惜,这本很有史料价值的通联录找不到了。要是留给后人,说不定是研究湘潭地方工业发展史的宝贵资料。

比如,当时的很多厂名,就足以令我们的子孙后代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加工螺杆螺帽的街道小厂和一个灌装纸蚊香的作坊合在一起,叫做“紧固蚊香厂”;一个编织竹篮子、竹捞勺的作坊和一个把粗铁丝拉细的厂子合起来,就叫“竹器拉丝厂”;一个加工床柱、桌子脚的木工作坊和一个用铁皮冷作加工手推翻斗车的厂子合在一起,便命名为“车木车辆厂”;还有,“梳刷制镜厂”是锯木梳、做鞋刷、划玻璃的人聚合而成;“草席编织印染厂”是编草席、织蛇皮袋兼在产品上印图案的厂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我记者生涯中新闻作品的又一个高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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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段时间,我被安排跑部队和民兵这个冷门战线,同时负责编排《对解放军和民兵广播》专题节目。为了把节目办好,我经常用自行车驮着几十斤重的“601”磁带录音机,马不停蹄地进军营,跑哨所,找各级武装部,深入到厂矿和农村的民兵中进行采访。

在常年守护湘江铁路大桥的驻潭某部12连,我看到战士们头顶烈日练刺杀的感人场景,想起了自己和战友练高射机枪射击的往事。带着浓浓的“兵气”,我采制了录音访问记《龙腾虎跃练兵场》。1978年6月,湘潭电台播出后,被“对台办”推荐到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

1978年“八一”前夕,我在江南机器厂采制了录音通讯《一支勇猛冲刺的突击队》,介绍检验科民兵营生产、训练两不误的事迹。省台的《对工》节目和市台的《对军》节目播出后,这支突击队变得更加勇猛了。

9月,湘潭军分区独立营二连落实“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人防工程施工正忙。我在连队泡了三四天,找了十几位干部战士交谈,采写了通讯《在新长征的分分秒秒中放出更多的光和热》。

1978年12月初,为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我和湘潭地区“三三办”的两位同志应邀为《战士报》采写了三篇纪实性专稿:《毛主席在东山学校》、《毛主席在文家市》、《毛主席在酃县》。12月24日《战士报》在第二版《光辉的实践》专栏刊载了这组专稿。

我这个人生活比较随便,但工作从不马虎,自认为是一个责任心重、事业心强的人。早在部队从事新闻工作时,我就经常因稿件的布局谋篇而食无味、夜无眠。自从到广播电台巴经地当记者后,我更是不敢怠慢工作。早晚在外散步,我也处处留意各种新闻线索,时时考虑对某一件事该怎么报道、怎么描述。

有好多次,我听到广播节目中出现了差错,有时还闹出笑话。比如:有位播音员把“瞠(chēng)目结舌”读成“堂(táng)目结舌”,把“参差(cēn  )不齐”读成“参差(can ca)不齐”;省台的《新闻联播》节目还把“螺纹钢”念成了“螺绞钢”,把“昭山公社”读成了“韶山公社”……

于是,我做了一个“管闲事”笔记本,专门记录新闻媒体出现的差错。我把某月某日、几点几分、什么节目,或某报某刊、某期某版上出现的差错一一记录下来,用以警示自己。可惜的是,在后来的一次又一次机构改革、竞聘上岗、人员调整中,我把二百多页的“管闲事”记录本弄丢了。

还记得,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陡然想起给省广播电台的同行写封信,反映一下他们节目中的差错。我从“管闲事”记录本中摘录了省广播电台节目中出现的一些差错寄了出去。没想到,当时的省广播管理局局长梅幼先亲自给我写了回信。梅老先生告诉我:“你的信收到了,黄海同志很重视,已在《听众和观众》上刊出。”

燃烧的句号    第十一章 - 兆平园 - xiao.z.p的博客

梅老说的客套话我并不在意,却十分欣赏他那手毛笔字。我把他的信一直保存着,如今还不时拿出来当艺术品赏玩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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