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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工农商学兵都干过, 最后吃了记者这碗饭。 从小喜欢写点东西, 如今留下废纸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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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句号 第十二章  

2012-12-18 10:36:14|  分类: 传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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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句号 第十二章 - 兆平园 - xiao.z.p的博客

 

闯世界 多个朋友多条路

过日子 莫把无时当有时

 

 

二十世纪末期,中国城乡到处流行着毛阿敏唱的《永远是朋友》这首歌这首歌之所以走红,与歌词“千里难寻是朋友,朋友多了路好走”不无关系。

“朋友多了路好走”,一句平常而经典的话,常常使我联想起中国近代启蒙读本《增广贤文》里的名言:“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和“多个朋友多条路”。

“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多了路好走”也罢,“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也罢,格言警句好懂、好记、易于传播,但要真正理解其含意、领悟其道理、吸取其精髓、体验其真谛,还少不得必要的时空条件和社会环境。

因为,任何一个依偎在父母身边时,对父母“省己食为儿女食,缩己衣为儿女衣”的抚育和关爱很难有“受惠”的感受。相反,常常觉得父母的抚育和关爱“理所应当”、“天经地义”。当今,许多衣食无忧的“小皇帝”从小养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恶习。他们缺乏“知恩图报”的理念,没有“孝敬”、“感恩”的意识,对包括父母在内的所有人缺少感恩之心。有的人甚至成年后仍充当“啃老族”,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还大言不惭地说“我不靠父母靠谁?”在这些人眼里,父母的抚育、关爱,是上辈子欠他们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今的时空条件和社会环境造成了些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导致了他们难以感受和领悟这些格言警句的真谛。

我从小“知福”、“知足”,是因为在粮食匮乏、饿殍遍野的三年苦日子里,爸爸妈妈经常把自己碗里的二两米饭省下来分给儿女,自己却用粗糠野菜充饥。这样的举动,令我不由自主地体验和领悟到了“在家靠父母”之说的真理性,形成并坚定了孝敬、感恩意识。

至于“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多了路好走”,同样少不得必要的时空条件和社会环境。我小时候依偎在父母的羽翼下,不知道朋友的重要。应征入伍到部队后,衣食无忧、吃穿不愁,且战友之间既无权力相争,亦无利害冲突,自然难以体验和领悟“出外靠朋友”之说的真理性。后来,告别军营,独立于大千世界,亲身体验了社会之复杂、生活之艰难,我才对“多个朋友多条路”之说有所领悟。

    我退伍到湘潭人民广播电台时,正值“文革”后期。虽然没有了泛滥成灾的“串连”,没有了令人可怕的“武斗”,没有了“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形式主义,但由于“文革”造成的严重后果,经济萎缩、物资匮乏,生活仍很艰难。在铁桶般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市场上几乎所有商品都供不应求。除粮、棉、油等生活必需品是法定的控制物资外,很多根本不需要国家调控的副食品和日用品,也被各级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控管起来,实行了凭票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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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除法定的粮票、布票外,各级各地都印制了五花八门的票证:肉票、鱼票、香干票、煤票、糖票、面粉票、香烟票、火柴票、肥皂票、单车票、手表票、缝纫机票不一而足,闻所未闻。尽管这票那票都是“和尚没头发——人做成的”,但你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票证,你就没法生存于当时的世间。

有人既诅咒又嘲讽地开玩笑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除了放屁不凭票,其余的所有东西都要票,如果没有票就要开后门。就是说,在当时被奉为无限优越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凭票供应既是公平分配的标志,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措施。但计划经济的票证制并没有真正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一视同仁地对全体公民实行凭票供应。

那时候,有权势者,不需要票证,即使要,也有人送票上门;有钱财者,无所谓票证,实在要,可以掏钱买票;有门路者,也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门路,搞到各种各样的票。真正被“票证”卡死的,只是无权无势、无资无产、无门无路的工人、农民和可怜巴巴的普通市民。

我刚从部队回来时,非常憎恶那些利用权势、钱财和各种门道搞票证、走后门的行为。总觉得这些行为背离了共产党“为政清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依权仗势、脱离群众、贪污腐败、搞特殊化之嫌。可是,孤芳自赏地“清廉”了一阵子后,我渐渐发现了一条“普遍真理”:没有肉票就买不到肉,没有肉就得吃;没有肥皂票就买不到肥皂,没有肥皂衣服就洗不干净…… 这些逻辑慎密且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迫使我想办法搞到一张肉票或肥皂票。于是,我不那么憎恶搞票证、走后门的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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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快过年的时候,妈妈托人搭信来,问我能不能买些香干和面粉回家过年。我对妈妈的话从来都是唯命是从,可到哪里去搞香干票和面粉票啊。怎么办呢?有位热心的同事告诉我:你就不会去找粮食局和副食品公司的通讯员帮帮忙,请他们搞几张票吗。我茅塞顿开,旋即和这两个单位的通讯员打招呼。问题马上迎刃而解。

我拿着“请供应香干50片”、“请供应富强粉10斤”的批条,买到了普通市民必须凭票才能买到的年货。高高兴兴地回到老家,过了一个热闹年。记得,左邻右舍看我家从城里带回了这么多香干,眼红得要命。我妈妈还送了几片香干给要好的邻居家过年。

我第一次尝到了请朋友“帮忙”的甜头。

渐渐地,我由最初憎恶拉关系、走后门,变得不那么憎恶,以至参与到了这个行列中。

我深知,利用当记者、搞采访的工作之便,向通讯员或被报道单位索要任何东西都是有悖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可我又想,朋友之间相互“帮忙”是人之常情,何况,人家写个条子只是举手之劳。再说,向朋友要一张“票”既不是什么大事情,也不止我一个人这么做。拉关系、走后门虽然有悖党的宗旨,有违职业道德,但这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一股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我一个人顶得住吗!

于是,我心安理得起来。

记得,我请制革厂通讯员文海洋帮忙,买过从制革猪皮上刮下的“精炼猪油”;请面粉厂通讯员付振邦帮忙,买过当时只供应老红军和领导干部的“富强粉”;请百货公司的同志帮忙,买过抛了五寸头子的棉绸;请一商局的同志帮忙,搞了一张“东风牌”手表票……

说起这张手表票,还有几分酸甜苦辣:我当记者后,还像在农药厂那样,每月从35.5元工资中拿出10块钱寄回家。但不到半年,爸爸妈妈就叫我不要再给家里寄钱了。爸爸说:现在家里情况比以前好多了,你不必寄钱回来。爸爸还转告了妈妈的嘱咐:二十好几的人了,该积点钱,买块手表,添几件衣服,料理好自己的生活。同时,要考虑物色对象,立业成家的大事了……

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二十多岁的儿子,饥寒冷暖乃至该添置几件衣服、该买一块手表的琐事,都让父母牵肠挂肚。当时,我像触了电一样感应到了父母那颗关爱儿女的滚烫的心,眼泪都流出来了。

我不能忘记,家里还没有脱贫,我必须“常将有日思无日”,决不能奢侈地买手表,置衣服。因为,我发过誓:家庭经济状况没有好转,我决不添置皮鞋、手表之类的奢侈品。

我没听爸爸妈妈的嘱咐,第二个月仍给家里寄了10元钱。没想到,爸爸不但不收,反而生气地将汇款单退了回来。硬要我把钱积攒起来买块手表,添置两件衣服。

有道是“恭敬不如从命”。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咬了咬牙,决定买一块手表。于是,我请一商局的通讯员帮忙,搞了一张手表票。

当时,我每月工资35.5元。单位“互助会”扣2元,自己生活花费15—20元,不可能有更多的余钱剩米。因此,到电台将近一年时间了,我的全部积蓄除了20多块钱家底外,就是爸爸退回的10块钱。而“上海牌”手表120元,“东风牌”手表也要115元。我到哪里去筹这笔款啊!

几个同事给我出主意:邀人“打会”。“打会”是当时工薪阶层中普遍流行的民间筹资方式。具体运作是:邀若干相互信得过的人,每人每月拿出同等数额的钱,交给其中一个。至于谁先谁后,有的抓阄,有的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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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以前每月寄回去的10块钱参加了“打会”。非常感谢“会友”们关照,让我第二个月轮得“会款”,成全我买了一块“东风牌”手表,了结了爸妈的一桩心事。

买了手表以后,我的心里反而难受起来,因为,我违背了“家庭经济状况没有好转前决不买奢侈品”的诺言。我是在艰苦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我知道爸妈为我们兄弟付出太多,我不能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

从我和二弟上小学四年级起,爸爸为让我们多学点知识,硬是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钱来,订了一份《少年文艺》杂志。我始终记得,昏暗的煤油灯下,爸爸经常陪着我改写《少年文艺》上的故事。改写完以后,还要我念给他听。那时候,我虽然对课外书籍爱不释手,但一点也不喜欢爸爸强加的超指标计外作业。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的被迫练笔,对我后来从事文字工作或许有好处。

我不会忘记,爸爸被划右派“平反”后当了乡邮员。那年大年三十,他从乡下买回一只母鸡。他把菜刀磨得锋快,一家人在大门口杀鸡、去毛。我们兄弟有的叫着“我占鸡毛”;有的嚷着“我占鸡菌子皮(鸡内金)”。爸爸对我说:“你是哥哥,不要和弟弟争。”他把鸡毛和鸡内金洗干净,分配两个弟弟得鸡毛,两个弟弟得鸡内金。几天后,弟弟们把晒干的鸡毛和鸡内金卖给了供销社和药铺。爸爸看着我们弟兄每人分了一粒辣椒形状的棒棒糖,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我不能忘记,过“苦日子”那阵子,我们全家被下放到普迹公社杨桥大队月形生产队。那时候,爸爸整天在邮路上跑,隔两天才回一次家。妈妈有孕在身,仍摸黑出工,在海金兰食堂的吊井汲水小产后,还把自己的二两米饭分给了我们弟兄。极端困难时,妈妈不顾身虚体弱,挨门求救,逐家借粮,白毛尖搞柴,石灰嘴逃荒,姚家坝锤卵石,宋家桥打短工,葫芦冲挖野菜…… 受尽了苦和累。

我不能忘记,“大兵团”的时候,有一天,妈妈好像在哪里发了财一样,兴冲冲地一路小跑回家。她神秘兮兮地打开小手绢包,啊,是一包鲜嫩的蚕豆皮。妈妈洗净蚕豆皮,放进锅里,加一点盐和辣椒末,炒了满满一大碗。妈妈一边给我们弟兄每人分一调羹蚕豆皮,一边兴致勃勃地说:“今天,上面来了搞检查的干部。食堂里用剥了皮的新鲜豆瓣炒肉招待他们,我把剥下来的蚕豆皮拿回来了……”

半个多世纪了,我始终记得,那一调羹没放油的“素炒蚕豆皮”是过苦日子时吃过的最好的“小荤”。比现在的肉皮、蛇皮、海蜇皮还要好吃得多。如今,只要看到新鲜蚕豆,我就会想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为此,我还写过一段《难忘蚕豆皮》的文字,纪念这些对我们兄弟有救命之恩的蚕豆皮、蚕豆荚和蚕豆苗们。

星期天,妻从菜场买回一小袋蚕豆荚。一家人围坐桌边,剥壳,去皮,准备吃新鲜豆瓣炒肉。这翠绿翠绿的蚕豆荚,圆滚滚,胖乎乎,着实逗人喜爱。掰开来,每荚都有三颗或两颗翡翠般的蚕豆,那样水灵,令人垂涎欲滴。

     我拿起豆荚,剥开,取出蚕豆,却舍不得扔掉那肥肥厚厚的豆荚壳。我深情地摸摸油亮油亮的壳体,然后用力一捏,挤出稍带淡青色的浆汁,送到鼻尖闻闻它的清香后,才很不情愿地放进垃圾桶。女儿拿起我剥出的蚕豆,细心地去掉那层本来可以吃的嫩皮。我看着,心里痒痒的、酸酸的、痛痛的,我真的不舍得丢掉这层曾经被我视为上品的嫩皮。

豆荚剥完了,塑料袋里还剩下两片鲜活的蚕豆叶。我凝视着那两片长长的、厚厚的叶子—— 这是曾为我充当主食,帮我度过荒,对我有救命之恩的“圣叶”啊!

     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正赶上过“苦日子”。家里的米缸早已见了底,田里的野菜也被挖得精光,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了。妈妈找人“开后门”弄来一筐粗糠,把它炒糊,磨碎,然后用水调匀,做成糠粑粑。为了细水长流,妈妈把盛糠粑粑的竹篮挂在帐竹篙上。饿慌了的二弟搬个凳子爬上去,狼吞虎咽地饱食了一餐,结果“闭结”了。他撅着屁股,丁医官用铁丝钩子一点点挖出糠渣,才救了他一条小命。因为“闭结”,我和弟弟们痛苦得不知哭过多少回。

为了不“闭结”,我把眼光投向了屋后那片刚刚挺起腰杆的蚕豆苗。那天夜里,趁着天黑,我冒着飞飞扬扬的连绵春雨,跑到地里捋了满满一书包蚕豆叶。拿回家里,清洗干净,然后放在锅里一煮。嗨,还真好吃。虽然涩涩的、苦苦的,但柔柔的、软软的,一点不比如今的“三鲜玉带面”差。

没多久,屋后那片蚕豆苗只剩下光秃秃的杆杆了。接着,方圆三五里的蚕豆苗也只剩下光秃秃的杆杆了。杆杆上,长出来的蚕豆荚也像没有吃饱饭的孩子一样,小小嫩嫩的就那么瘦弱。我顾不上豆荚里的蚕豆才火柴头那么大,捋了下来,塞进嘴里,连豆带荚一起嚼碎,咽下。涩涩的,苦苦的,略带一丝甜味。那是生活的真味,我一辈子忘不了。

啊,蚕豆皮、蚕豆荚、蚕豆苗们,你于我有救命之恩!你让我初尝生活真味,你铭刻着我儿时那段永远不能抹去的记忆,你激起我对人生的无穷回味和遐想。现在,我的妻子、女儿,还有好多好多人,都不在意你,甚至把你扔进垃圾箱。我能不心里痒痒的、酸酸的、痛痛的吗?

蚕豆皮、蚕豆荚、蚕豆苗们,每年麦苗青青菜花黄的时候,我会到乡下看望你们的。

人们常把离开父母、走向社会叫做“闯世界”。我只身“闯世界”七八年后,才对“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多了路好走”之说有所体验和领悟。

我刚从部队退伍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正发挥着无比“优越性”。当时,物资紧缺,供应紧张,每到逢年过节,各单位不得不凭借各种关系采购一些生活必需物资发给职工。电台也是如此:过年、过节给每个职工发一条鱼、几斤肉,春节前还想办法给每人发100斤木炭、1000斤煤。

这些当时必须凭票证才能买到的物资,都是台里职工通过各种关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搞来的。我曾问有关同事通过什么关系?人家毫不遮掩地告诉我:“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多个朋友多条路”呗。

于是,我开始明白了“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多了路好走”的些许皮毛。

当记者的日子是我广交朋友的好时机。我跑工厂、跑农村、跑部队,与很多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战士和基层干部交上了朋友,有些还成了无所不谈、有求必应的“铁哥们”。尽管,我和我的许多朋友既没有权势,也没有钱财,是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物质交往的非“酒肉朋友”,但,我们的友谊是真诚、高尚、纯洁的。

当时,广播电台所在的人委四楼对面的十字路口(如今叫罗源广场)有一家街道办的自行车修理店。由于台里配给我的是一部资格比我工龄长,且骑了四五个人,除了铃子不响,整个车子都当当响的“残疾”车,我隔不了几天就要到这个店里去修车。于是,认识了一位60多岁的修车老师傅。老师傅姓张,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很关心政治时事。我每次去修车,他都要一边做事,一边和我谈这问那:

“这几天,中央×领导看见出来,不会有什么事吧?”

“要是到了外国,能收到你们湘潭电台吗?”

“听说,你们每次修车不能超过10块钱?这样吧,别人刚换下一个站脚,修一下还用得。我给你装上吧,不收钱算了……”

那时候,自行车轮胎充气是用原始的手压气筒,租用一次收两分钱。有时候,我没有零钱,张师傅总是说“算了算了,下次带张旧报纸给我看看就行了。”

平日里,我每每路过那间堆满破旧车胎的修理店,他总是亲热地招呼“快进来坐坐”。真要进去了,他会对你说“如今的年轻人呀,有一个花一个。你啊,要学好,要节俭,要常将有日思无日……”出门的时候,他还会反复唠叨:“骑车慢一点啊,注意安全啊!”

时间长了,我越来越觉得这修自行车的老头很像我的父亲。虽然,我连他的大号都不晓得,我却从他身上感受到了父亲的慈祥亲善。

4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朋友现在都抱起了孙子。但他们没因我“提前离岗”而遗忘故知,不少朋友还和当年一样交往甚密。像原总工会的康博文、二轻局的朱万根、制革厂的文海洋、二商局的徐辉庭、省建三公司的马国玉、护潭公社的刘绍斌等。虽然年迈体衰,行动不便,电话里却常有往来。

当时市燃料化工局两位从事宣传工作的同志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个是摄影师陈伟先生,另一个是当时的市委副书记熊清泉的妻子----吴沁沅大姐。因工作关系,那时候我常去吴大姐家。有一次碰上熊书记一家正在吃晚饭,我伸长脖子一看:比老百姓家的饭菜好不到哪里去嘛。吴大姐问我吃过没有?我说刚吃过。熊书记开玩笑说,“年轻人,过道门槛又能吃三碗来,再吃点儿。”我也没客气,拖个椅子坐到了饭桌边。饭间,我们无所不谈,很是随意。后来,吴大姐成了省委书记夫人,我和她的交往渐渐少了。再后来,她离开了湘潭,我们见面机会都没了。最后,联系也就断了。

与此相同的还有孔令志先生。他在江麓机械厂当团委书记,我多次采访过他,并和他交上了朋友,关系也比较密切。1984年8月底,我骑自行车去武汉上大学,时任市委副书记的孔老兄还冒雨参加了欢送仪式。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回副书记加挂了湘潭市市长头衔,我除了开会或采访碰见时和他打个招呼外,平时便没有交往了。尽管他曾约我聚聚,我都没敢赴约。再后来,他调任邵阳市委书记、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我和他就没有什么联系了。

我总觉得,很多人在没有当官掌权的时候,他和你是一般高矮。一旦他手里有了权,特别是官当大了,他不仅地位高了,就连说话的调子也跟着水涨船高。所以,管他什么朋友,当了官以后,我就不再去麻烦他了。一来人家工作忙,没有时间接待你,二来要防止别人说你追捧领导。最重要的是,别让对方以为你有什么事情求他。

有人说我这是不珍惜“财富”,白白浪费了“资源”。我却从来没有意识到与政要、名流有联系是一种“财富”和“资源”。直到临近退休,我的认识依如旧故,没有提高。一位朋友开玩笑说,像你这种疏于发掘“资源”、经营“财富”的人,怎么能不“提前离岗”呢。

于是,我面壁反省,发现自己确实犯有不善经营“财富”、白白浪费“资源”的错误。

武大新闻系的同班同学中,有将近半数或在厅位上掌权,或在省级媒体当老总或总编,或成为报社、电台、电视台首席记者。和我关系非常密切的欧阳常林当上省广电党组书记、后,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但我从来没有意识到是一开发利用“资源”。

2000年5月中旬,我参加省广电局举办的采编骨干学习班,恰逢已坐上副局长交椅的欧阳常林作报告。会间休息时,我送了一本自己刚出版的《新闻采访语言艺术》给他,欧阳还要我在书上签字。我傻乎乎地在扉页上写了“请欧阳常林同学指正”。欧阳接过书笑了笑,然后说:多年没见了,找个时间聚一聚吧。我连忙回答:不用了,不用了,你当领导忙不赢。随便聊了几句后,欧阳关心地说:老同学了,有什么事情来找我嘛。我怕麻烦人家,没去找过他。直到“提前离岗”,也始终没有去找过他。

长期以来,我从没把朋友间的人缘关系提到“财富”和“资源”的高度去认识,更没有花心思和时间去开发、经营这些“财富”和“资源”。我觉得人家当了领导干部,在重要岗位上干大事,工作肯定很忙。我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去麻烦人家。因此,我从来没给当领导干部的朋友添过麻烦,只是从内心为他们的成功而高兴。

在我看来,所谓“出门靠朋友”,不就是为了“多个朋友多条路”,“朋友多了路好走”吗。只要不是“走投无路”,就无需去麻烦人家,也无需天南地北,胡扯闲聊,更无需聚会于宴席舞厅,或馈赠以大包小包。“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才是能够保持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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