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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写画画 消磨时光 发表习作 广交朋友

 
 
 

日志

 
 
关于我

工农商学兵都干过, 最后吃了记者这碗饭。 从小喜欢写点东西, 如今留下废纸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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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句号 第十四章  

2012-12-18 11:04:28|  分类: 传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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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恩师  小荷初露尖尖角

出茅庐  误把学生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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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一缕晨光洒向珞珈山麓,承载着百年历史和文明的武汉大学立刻焕发出勃勃生机。古朴典雅的宫殿式建筑与气势雄伟的现代化楼房交相辉映,挺拔的银杏和香樟诱人的金桂和樱花盛开的玉兰嫩绿的小草,加上明镜般的东湖,使武大校园更显得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伫立珞珈山顶,收入眼底的分明是一幅令人神往的巨型风景画。

利用提前到校的时间我饶有兴趣地参观了武大校园,并游览了耸立在东湖之滨的珞珈山,还欣然命笔写了一篇《珞珈山游记》。然后,静下心来,一刻也不敢懈怠地投入了紧张的学习。因为我非常清楚,自己已是将近“不惑”的人了,进入大学殿堂的机会十分难得,必须万分珍惜。我发誓追回20多年前就该拿到的烫金文凭,因此,有丝毫理由白白浪费这比金子还宝贵的时光。

在武大学习的两年里,除寒暑假回家外,我只出过两次校园。一方面,我不喜欢上街逛商店,更主要的是,我舍不得随意挥霍青春、浪费时光。仅有的一次游闹市,是最后一个学期的一个礼拜天,应同宿舍的宋建国等同学之邀去汉口六渡桥游玩。在商铺林立的步行街闲逛了大半天,我仅买了几包方便面。至于江城众多名胜古迹,我都是在学校图书馆的资料上浏览的。就连享誉中外的武汉长江大桥和“四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还是骑单车上学时,在桥头上远远观赏的。

另一次出校门是和几位同学专程游览坐落在汉阳翠微路西侧的归元寺。据史料记载,这归元寺是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由浙江僧人白光、主峰创建的。取名“归元”,乃出自佛经《楞严经》“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归元即归真,就是超出生灭之界,还归真寂本源。归元寺创建以来,迭经战乱,屡败屡兴。现存建筑,还是清同治三年(1864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及民国初年陆续所建。“文化大革命”中,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保护下,寺庙才未遭破坏,宗教设施及珍贵文物得以完好保存。1973年以后,占地175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万多平方米的归元寺进行了大规模维修。1983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

归元寺里,最值得一游的是北院的藏经阁、中院的大雄宝殿和南院的罗汉堂。非常灵验的“数罗汉”是人们游南院最大趣事。据说,游客从任意一尊罗汉开始依次往下数,数到自己的年龄数时,这尊罗汉的身份、表情和动作,能够准确无误地昭示你的命运。

我也兴致勃勃地围着罗汉数来数去是,每数到我的年龄数“35时,这尊罗汉总是愁眉不展看样子,五百罗汉们存心不让我增添乐趣。

倒是大雄宝殿立柱上一幅对联给我印象极深:

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后来,我在《试析制定新闻法与消灭新闻失实》(见广电部《广播电视战线》1985年第5期)的论文中引用了这幅对联。

1984年秋,武大新闻系刚开办,系里的老师多是从其他院系抽来的,也有从各地报社、电台挖来的。当时干修班班主任胡武采访学老师(后任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罗以澄、现代汉语老师李元授、青年教师刘惠文等,分别揣着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的文凭。

名牌大学的新闻系怎么也少不了几张在教育界、新闻界和学术界叫得响的名牌。为增强师资力量,扩大品牌效应,学校请来了号称“北甘(甘惜分)、南王(王中)、西北何”的重量级人物—— 陕西省社科院院长、著名新闻学家何微老先生坐镇珞珈山。同时,特邀了一批国内外新闻界大腕担任特聘教授。像一代名记者、著名新闻学家徐铸成、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高级记者纪卓如,以及一些国内外知名的新闻界老前辈,都先后给干修班作专题讲座。

记得,1984年11月16日至19日,时年78岁的徐铸成老先生给干修班学员作了《新闻记者的修养》、《中国新闻事业的沿革》、《九十年代新闻的展望》三次专题讲座。徐老讲课虽有提纲,却无讲稿,也不作板书,只有助手偶尔在黑板上写三两个字。别看徐老年岁已高,讲起课来思路清晰、条理井然,话语朴实,引人入胜。但毕竟是八旬老人,牙齿掉得差不多了,嘴唇关不住风,不仅语速慢,而且吐字不准,还不停地流口水。一堂课下来,衣襟都被口水浸湿了。

生于1907年的徐老先生20岁在《大公报》当记者。1947年赴香港创办《文汇报》并任总主笔兼总经理。50岁时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苏联。后因《人民日报》发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而被迫离职。1981年后,徐老任《文汇报》顾问、报史研究室主任。同时兼任厦大、复旦、兰大、武大教授。还担任过第一、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记协常务理事等职。可惜,这位为新闻事业奋斗了65个春秋的一代名记者,于1991年离开了人世。

还记得,有几次听美国新闻学者讲课,几位非新闻系学生用英语向老外提问,与老外辩论。我们干修班同学却全靠翻译当贩子。怪不得学校要为干修班开英语课,给每个干修生发两本英语教材。虽然是从字母、音标学起,但进度快得惊人。好在我念初中时学过英语,依稀记得一些。因此,第一学期得了98分,第二学期也得了81分。可实际上连初中水平都达不到。对此,一些学员诙谐地说,青年学生学英语是形势的需要,干修班开英语课是“形式”的需要。不然的话,怎么大学文凭啊。

头一个学期,除了英语、写作、中国当代文学和古代诗词欣赏等公共课程外,干修班还开了新闻理论和中国新闻事业史两门专业课。这是我很感兴趣,且花精力最多的课程,同时也是我收获最大的课程之一。

         新闻理论课由著名新闻学家何微先生主讲。这位新闻传播学史上的不朽丰碑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学界、业界和理论界的重量级人物,更是我终身难忘的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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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微老先生是山西祁县人,1937年2月参加革命,次年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历任《黄河日报》、《人民报》记者,《人民日报》太原前线记者,新华社晋冀豫分社和北京分社社长,《陕西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陕西社科院院长和省考古学会会长。1984年深秋,年逾古稀的何老应邀担任武汉大学教授、新闻研究所所长。

我第一次见到何老时,他身穿一件铁灰色呢大衣,显得十分精神。虽然个头和我差不多,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十分高大伟岸。因为,我在见到他之前就早已崇敬和仰慕这位新闻界的老前辈。听了他讲课后,我更是对他敬仰得五体投地。老知识非常渊博,慢说新闻专业,即便政治、军事、历史,他都能讲出好多好多让我感到新奇和振奋的东西。他不仅认识竹简、钟鼎等器物上的古文字,还能依据甲骨文的会意、象形、形声等造字原理解析汉字。记得,他讲采访渊源时,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字,并解释说:在甲骨文中,“采”字的上半部表示人的手,下半部是树枝的形象,意思是人用手在树枝上摘取果实。后来,我在拙著《新闻采访语言艺术》中引用了何老的这段精彩讲述。

当时,这位享受副部级待遇的老先生只身一人住在武大招待所。一日三餐,自己端着搪瓷盆到食堂吃饭。我生怕老人家感到孤单,几乎每天晚饭后都要去他的住所,帮他打开水,陪他在树林里散步。很短时间里,就与我这个学生结成了忘年之交。何老平易近人,没一点“老资格”架子。我每次去他的住所,老人家总要和我聊到深夜。我们一边闲聊一边抽烟,弄得满屋子烟雾缭绕。这时,何老会右手一挥:“去,把门窗都打开!”然后,我们继续抽烟、闲聊。我们聊工作、聊学习、聊日常琐事,连老伴不他只身来武汉的事,也打着哈哈对我说。当然,作为名震新闻界的大家,何老对我讲得最多的莫过于新闻的党性原则、新闻真实性、新闻自由、新闻价值等。个中,我和恩师之间还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

1984年11月24日,时任武大新闻研究所所长的何老为干修班学员讲新闻价值,他强调“新闻价值首先要看新闻所报道的事实有价值。”当时,我不完全赞同何老的说法。

就在这天晚上,我来到何老的住所,与他争论到深夜。何老用大量事实证明自己的观点正确。而我觉得“新闻事实的价值决定新闻价值”的观点有失偏颇,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和赫赫有名的新闻学家争得面红耳赤。

何老十分乐意与学生讨论问题,丝毫没有以大家或师长的架势吓人或压人,反而鼓励我大胆说出自己的见解。他说,学术讨论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分尊卑长幼,也不存在师道尊严,只能服从真理。

这天,我们一直争论到深夜12点多。实在太晚了,我不忍再耽误老人家休息,便起身告辞。临走,何老还送我到门口,并一再嘱咐:“明晚再来,我们总要争出个结果嘛。”

我和何老连续争论了几个晚上,最后统一了认识。但在“新闻价值”定义的表述上,各自保留了意见。

事后,我突发奇想:把与何老连续几个晚上争论的内容整理出来,不就是一篇关于新闻价值的文章吗。我把“奇想”告诉何老后,得到了老人家的支持。于是,我开始利用课余时间撰写《论新闻价值》一文。写作过程中,我不断请教何老,得到了老人家的悉心指导

不巧的是,12月上旬,何老回西安参加陕西省社科院的整党,我只好通过书信向老人家请教。没想到,古稀之年的何老每信必复,而且那样一丝不苟。

  请看看1984年12月29日,何老在西安写给我的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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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平同学:

你的信早收到,由于返院后即忙整党,随后又入院检查身体,现仍住在医院。这属常规,并非有什么大病。

你所询问的两个新闻价值定义,资料不在手头,待以后信告。你对我的关于新闻价值的提法,理解基本是正确的。准确地说,事实是新闻价值的决定因素。如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在京正式签字、中国南极考察队抵达南极,这两则新闻引起中外的重视,其新闻价值是由事实的重要程度决定的。又如中央慰问团看望在苏进修人员新闻,亦可说明事实在新闻价值中的决定作用。离开事实谈新闻价值便不是唯物主义者。我们通常在采访中遇到大大小小许多事实,是把它放在历史条件下掂夺事实的重量。外国规定记者不能遗漏重大新闻,而不规定他写多少条新闻,据我看也属这个意思。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关于新闻失实一文,待研(究)后再告你处理意见。

顺祝你

新年愉快!                                                            何  微

                                                                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1985年3月27日,在西安参加整党的何老再次就新闻价值问题给我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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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闻价值中的两条定义我已查出,并在你的作业中附告,寄到系里,可查找。……关于新闻价值以及新闻真实性问题,还可继续交换意见。采访学须建立新的体系,多从理论上考虑。你们已是有长期实践经验的同志,望多从这方面考虑!”

与何老接触频多,有幸随时得到先生的悉心指教,聆听先生的谆谆教诲,我确实受益匪浅。

长期以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影响,新闻“喉舌论”、“工具论”的观点被推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从官方到民间,普遍认为报纸、广播、电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只要配合政治任务、紧跟当前形势,就可以办好报纸、广播、电视。于是,否认新闻规律、否认新闻专业知识的“新闻无学论”甚嚣尘上。特别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一些人拼命鼓吹“冲破新闻的指导性束缚”。

    一贯坚持新闻党性原则、坚持“新闻有学论”的何老,热情鼓励我旗帜鲜明地迎头痛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何老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先后完成了《论新闻的指导性》、《论“冲破新闻的指导性束缚”》、《试谈正面宣传为主方针与新闻事业的特性》、《论新闻真实性》、《论新闻价值》、《论新闻工作者的“专”和“杂”》、《论记者的人格形象》等30多篇论文。看到我的文章在国家和省级权威刊物上发表,花费了满腔心血的何老比自己发表了文章还得意。

1986年上学期的一天,我收到新华社《新闻纵横》编辑部寄来的一本杂志。里面转载了我发表在《新闻工作通讯》(1985年第一期)上的一篇文章,标题是《谈谈写“视觉新闻”和突破模式化》。可是,编者加在文章最后的一句画蛇添足弄得我十分尴尬:“本文原载《新闻工作通讯》,作者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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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何老知道了这件事,便要我把那本杂志拿给他看看。没过两天,老人家邀我晚饭后陪他到树林里散步。下招待所前面那个小山坡时,我习惯地伸手搀扶老先生。何老还开玩笑说:“不用不用,你也是武大的老师嘛。”我连连说:“惭愧惭愧,都怪编辑画蛇添足,弄得学生变成了先生,编辑部已经写信道歉了。”

  玩笑之后,老人家很认真地对我说:“你那篇文章我仔细看了。写得不错,有一定的功底,但理论性不很强。”接着,何老说,“国内研究新闻理论的人不多,你要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他再三勉励我潜心新闻理论研究,并表示愿意收我为徒,当他的研究生。何老十分认真地对我说:“只要你英语过关,专业方面我看可以免试。”

为了不辜负何老的期望,也为了实现读研的梦想,我学习更加刻苦了。当时,改革开放已在进行,校园生活不再是文革时期那样单调、死板、沉闷。学校的运动场馆、体育器械随时开放,露天电影场每周都放一两晚电影。各院系、班级组织的歌会、舞会充满了课余时间。尽管没有流光溢彩的舞厅,没有令人陶醉的音响,更没有气势宏伟的乐队,但爱好跳舞的同学仍然劲头十足,兴致不减。把教室里的课桌挪到一边,围着一台磁带录音机,照样跳得满头大汗、如醉如痴。即便是吕洞宾、韩湘子和铁拐李们路过珞珈山,也会流连忘返。

我与歌舞无缘。在武大学习的两年里,我没有参加过一次歌会、舞会。每当同学们穿着盛装去参加舞会,我便趁着宿舍安静,打开床头灯看书学习或撰写论文。洋洋万言的系列论文《论新闻真实性》就是利用别人跳舞的时间写出来的。当然,我并非蔽聪塞明的书呆子我喜欢广交朋友,喜欢和朋友说典故,谈历史,讲笑话,有时候也天南地北地闲聊胡扯。我还喜欢读书、看报、听广播,也喜欢到各种各样的讲座或报告会、研讨会听人家演讲。晴好天气的傍晚,我除了经常陪何老在校园的树林里散步外,有时还会邀几个同学到东湖边游玩。碰上好电影,我会自带小凳子早早地坐在球场里等候。

记得,有一天晚上,在学校大操场放映由达式常和潘虹主演的电影《人到中年》,我连看了两。在这部率先反省“文革”,反省当时沉闷社会的电影里,我看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蹒跚的脚步、满身的伤痕、惨烈的归宿。当时的新闻系主任吴肇荣先生评价这部影片是“反思文学”、“伤痕文学”的代表作。

这部电影真实地再现了种种社会疾患给中年知识分子造成的艰难处境既是凄美悲剧,又是高昂的赞歌;是以眼科医生陆文婷为代表的共和国同龄人无私奉献、谦抑克己的缩影。亲历了建国以来全部风风雨雨的共和国同龄人,不止一次地遭受过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对各个历史时期正正反反的动荡曲折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但无论怎样的生活遭际,有责任心、事业心和正义感的一代共和国同龄人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责任,没有抛弃为国家、为人民献身的精神。

1985年1118日,是我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责任而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武大新闻系干修班党支部召开支部大会。我在支部会上宣读完入党志愿书后,特意向党组织“交代”了自己在部队两次宣读入党志愿书,两次支部大会全票通过,两次都没有被批准入党的“历史问题”。话语中不乏牢骚之

当时,与会党员有的对我的遭际不以为然,有的则表示遗憾和同情,也有的善意提醒我:说话直率、口无遮拦不是坏事,但说话要注意场合。

七嘴八舌之后,主持会议的支部书记广伯成要我就同志们的发言表个态。这时,我的入党介绍人宁武、卢森彬和列席会议的班主任胡武老师生怕我说话又走火出格,特意引导我:“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

我没有辜负胡老师和两位介绍人的苦心引导,压住了好多好多想说的话没说,单单连说了两遍“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

之后,整个会场半晌没有声音。也不知道这位从“二汽”来的政工干部广伯诚同学是什么意思,他笑眯眯地看着我问:“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有,还有好多心里话呢!”我想,这是党支部大会,我要把心里话都讲给党听。于是,我接过老广的话头,慷慨陈词起来:刚才,有同志指出我“说话直率,口无遮拦”,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缺点错误,我不打算改正它。因为改了它就没有了我的个性,我就不是我了……” 

我的几句“心里话”令在场的很多党员目瞪口呆入党介绍人更是为我捏了一把汗。宁武生怕我再说不打算改正缺点错误之类的话,马上抢过话头,反复解释说:“老肖是个有个性的人,他心直口快,说话直率,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

“是啊,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这就是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个性,也应该是我们党的共性……” 没等老宁说完,我又抢过了他的话头,而且滔滔不绝。“所谓个性、观念、精神,乃至对待生活的态度,都是由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决定的。我们这一代共和国同龄人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经历了如此多的历史变故——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过苦日子、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每一个历史阶段的转折都与我们的成长紧密相联,熔铸了我们的个性、观念、精神和灵魂。几十年来,传统、正统、单纯、单调的教育,给我们铸就了与党、与祖国、与人民不可分离的思想基础。我们这一代人的“幸”与“不幸”都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生活遭际中,这是我们无可逃脱的命运。因此,我没有必要去改变历史和时代给我熔铸个性……”

 一阵掌声之后,广伯诚宣布举手表决。其间,他问大家:“发展对象要不要回避?”党员们七嘴八舌,都说可回避可不回避。

“那就当面表决吧。

于是,我第三次被支部大会全票通过。

不过,我没有十多年前在部队两次被全票通过那样兴奋和激动。毕竟,我已经是奔“不惑”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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