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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工农商学兵都干过, 最后吃了记者这碗饭。 从小喜欢写点东西, 如今留下废纸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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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句号 第十五章  

2012-12-21 10:23:54|  分类: 传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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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业务  悬梁刺股求长进

立片言  脚浸凉水苦作舟

 

 

 小时候,读过《出师表》。知道1700多年前,诸葛孔明临出征时给刘备写了个“思想汇报”,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那时候,我觉得诸葛老淡泊名利的情操十分高尚。随着阅历渐长,我渐渐感到诸葛老先生的这段话虽是自谦之词,但也说明了一个社会现实:在群雄争的社会里,要是本事不济,就只能“苟全性命于乱世”,哪里谈得上“闻达于诸侯”。好在孔明先生是盖世英才,又碰上了慧眼识珠的刘皇叔,他才位居蜀国宰相。因此,老先生怎能不感激涕零,为刘备鞍前马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亦出身布衣,也是苟全性命于令人咋舌的社会巨变时代。自懂事以来,我从来就没有做过“闻达于诸侯”的黄粱美梦。因为,从建国之初的“清匪反霸”、“三反、五反”,到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过“苦日子”,再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以至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共和国的同龄人经历了无数坎坷,饱尝了太多辛酸

我知道,当今社会不亚于三国争雄那个震荡不安的乱世。企望“闻达于诸侯”的人,非逐鹿于官场,即鏖战于商海。而芸芸众生中的我,既没有逐鹿官场鏖战商海的实力,也没有位高权重的亲戚腰缠万贯的爹娘,实可谓“前无阶梯,后无靠山”。况且,我已年“不惑”,在仕途上是跑不了多远、跳不了多高的。即便想跑、想跳,甚至百米冲刺,起步太迟、为时太晚。因此,我始终保持着“不求闻达”的心境,牢记着《增广贤文》里那句“良田万亩,不如薄技随身”的警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新闻理论学习和研究上,指望业务上有些长进。因为,我这辈子只能吃笔杆子这碗饭了。

我到武大读书那年,月工资涨到了50多元,我每月扣出15到20元养家糊口,剩下的用以维持基本生活。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我不能不捏紧手里的每一分钱: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舍不得吃一份武昌鱼。别人上街“啜一顿”,我最多在校门口吃一碗热干面。但为了业务有所长进,我把甘惜分、王中、何微、戴邦等大家的新闻业务著作买齐了。我与北京、陕西、山西、江西、湖南等省、市有关新闻和广电业务刊物联系,获得了不少宝贵资料。

为了业务有所长进,我上每一堂课都非常认真。特别是听何微先生讲课,用“聚精会神”、“全神贯注”来描述一点也不为过。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听课笔记比老人家的讲课大纲还要详细。听其他老师讲课,我也毫不马虎即便有的老师讲得不怎么耐听,我仍然边听边思考。

利用课余时间,通读了甘惜分、王中等大家的新闻理论教程。并对这两位被新闻界称为南、北两大派系领军人物的理论作了对比分析。我发现,所谓“北甘(惜分)、南王(中)”两大派系,其实都是站在同一立足点,以同样的基础理论作指导,用同样的逻辑思维阐述问题。只是在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上有些差异:“北派”较正统,“南派”较开放,其理论核心并无对立和冲突。我不管他“北派”、“南派”、“西北派”,兼收并蓄,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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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说,“不积圭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我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广泛吸取精华,一点一滴地积累知识,新闻理论水平日渐看长。在北京、陕西、山西、江西、青海、湖南等国家和省级刊物上,时不时可见到我的论文。在武汉大学1985—1986学年度大学生科研及创作评奖中,的拙文《谈谈写“视觉新闻”和突破模式化》获得了优秀论文二等奖。这篇文章后来被《新闻业务》、《新闻纵横》、《新闻工作通讯》等多家国家级刊物转载,并被收入《湖南广播电视年鉴》(1987版)。

人们常把“学海无涯苦作舟”当座右铭,可不少人跳进“学海”后,或被“无涯”吓倒,或因受不了“作舟”之苦而爬上岸。我虽算不上“苦作舟”者,但我明白,尽管学海无涯,只要有了“苦作舟”的意识和胆量,就是向成功迈出了第一步。因为,“苦作舟”的意识和胆量比金子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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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大,我深为青年教师刘惠文的“苦作舟”精神所感动。此翁1956年5月出生于湖北大冶,在北广获得学士学位后,分配到湖北电台当编辑,武大创办新闻系时来校当老师。“野心”大大的刘惠文一心要读遍天下书,拿到最高学位。他边工作,边学习,整天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有几次,我推门进去,只见桌上一只大茶杯里堆满烟蒂,屋里烟雾弥漫得睁不开眼。难怪,我每次回家,他都要我带几条“香灵山”,还说这烟二毛八一包,又便宜又好抽,原来他在房里熏腊肉。一年后,他成了何微先生的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后,他仍不安分,继续“作舟”,真的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他进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挂上了副教授衔。

2004年夏,我去北京请他为湘潭广电局招聘编辑记者出考题,在他的小阁楼里聊了一通宵。他还是那样不安分,一再表示要“跳槽”。后来,真的跳到河北经贸大学,挂了一大串令人眼红的头衔: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硕士生导师、人文学院副院长、新闻研究所所长以及十多个社会兼职。

我进武大的第二个学期,惠文和罗以澄老师正合作编一本叫《广播消息选评》的教参用书。我看他们忙不过来,就帮着干些下手活。后来,他们还邀我参与了另一本教参书《广播通讯选评》的编印工作。并收入了我和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楚望霓合写的通讯《倔老太和她的儿媳妇》。

大概看中了我也有点“苦作舟”意识,刘惠文提出和我合作编书。于是,我策划了编辑一本以湘潭本土作者为主的业务书籍方案,并得到了惠文认同。

1985年暑假,我收集了湘潭电台十几同事的几十篇消息、通讯和论文,着手编辑武大新闻系的又一本教参用书。为提升书的品位,刘惠文还发动新闻系老师撰写了八篇有分量的论文。当时的系领导吴高福、樊凡,后来的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罗以澄以及其他老师纷纷拿出了自己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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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日夜加班,很快编审完了初稿。全书约20万字,共收入22篇论文、13条消息和通讯。编完后,我闭眼一想,觉得多种体裁的东西放在一起,有点不伦不类。还是惠文有办法,他给这本书取了个准确、贴切且符合实际的名字,叫《新闻、论文作品选》。给每件作品写了简评,还请何微老先生赐了序言。

这本教参书印数3000册,虽没赚到钱,但我非常满足,因为我毕竟不是为钱而钻营的书商。令人开心的是,后来评新闻职称时,这本书为不少同志增添了一支有分量的筹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时任广电部长的吴冷西提出广播电视要“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一时间,这个口号成了广电人的口头禅。但什么是“独家之优势”、“天下之精华”?很少人认真研究。我觉得,鼓动性的抽象口号固不可少,可操作的务实理论更加重要。于是,我昼思夜想,仔细琢磨,收集了大量资料,并结合自己十多年从事广电宣传的知识积累,写了《广播电视必须有自成体系的业务理论指导实践》。我把文稿寄给了接任吴冷西的广电部新部长艾知生,企望他能为创建和完善自成体系的广电理论而登高一呼。

没想到,我真的如愿以偿。1986年6月20日至25日,广电部在北京召开广播新闻研讨会。艾知生部长在大会报告中专门讲到我的那封信:“昨天晚上,我看到了湘潭人民广播电台一位同志的来信。他在武汉大学新闻系干部进修班学习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广播电视必须有自成体系的业务理论指导实践》。他就冷西同志前几年讲的‘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作了一些论述。他分析了广播作为一种用声音作手段的传播工具所具备的优势在哪些地方。”(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新时期与新闻广播》第二页。)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有领导登高一呼,“窝窝头”马上变成“香饽饽”。我那篇文章经艾部长在高层研讨会上这么一讲,起到了抛砖引玉、投石激浪的作用。此后,业界一批有识之士对“用声音作手段的传播工具所具备的优势在哪些地方”展开了热烈讨论。好几个省的业务刊物向我约稿,有的还邀我去参加业务研讨会。

这段时间里,我先后发表了《广播编辑与听觉艺术》、《广播节目设置趋势断想》、《关于广播名牌节目的思考》、《谈谈农村有线广播宣传的特性》等5篇探讨“独家之优势”的论文。山西《广播电视业务》还以《实践呼唤自成体系的广播电视理论》为题,在1986年第四期刊载了我寄给艾部长的信。湖南省新闻学会第三届学术年会上,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稿被印发给与会同仁。后来,这篇拙作还分别获得了湖南省和湘潭市广播电视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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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除了金钱、地位和美色外,既不能御寒,也不能饱肚的所谓名气也像魔鬼一样,经常弄得人们神魂颠倒。怪不得那些“追星族”经常莫名其妙地发疯发狂、如醉如痴。因为发表了几篇论文,我自己尚未神魂颠倒,却让我的“粉丝”们颠倒了神魂。有两家省级媒体研究所甚至问我愿不愿意到他们那里去专门研究新闻理论。湘潭市所辖县、市和大型企业的报社、广电台站一家接一家地请我给通讯员讲课。就连当初判我写作成绩不及格的电大,也聘请我辅导学生撰写毕业论文,还给我颁发了优秀指导教师证书。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新闻理论研究的鼎盛期,也是业务论文的收获季。至此,我的60多篇拙作约50万字,已散见于国家省市级新闻理论刊物,有一些篇目还被收入《广播电视年鉴》和有关“文库”、“典籍”、“资料汇编”。

这一时期,还是我社会兼职头衔挂得最多的时候: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会员、湖南省新闻学会会员、省广播电视学会会员、省广播电视史学研究会会员、湘潭市新闻学会、市记者协会副秘书长、市新闻系列中级技术职务评定委员会委员、市消费者委员会副秘书长、市广播电视学会秘书长……

有了些许成绩,最容易使人飘飘然。但我始终保持着“不求闻达”的心境和攀登不止的状态。在奋力攀登过程中,我以文会友,遇到了许多知音:北京广播学院教授、新闻研究所所长康荫华中工学院教授、新闻系主任程道才湖南《视听业务》主编欧泽纯、周宏栋《湖南广播电视年鉴》主编王辛丁陕西《新闻研究》主编秦洪彦江西《声屏世界》主编胡礼伦山西《广播电视业务》主编张效骞,等等。《新闻业务》、《新闻纵横》、《新闻记者》、《新闻出版报》等刊物未落名的编辑,在我苦作舟的时候,给我的拙作以问世机会,并给予了三月熏风般的鼓励。

1987年夏,全国新闻系列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全面铺开。这是“文革”以来首次评定专业技术职称,竞争十分激烈。此时,我被调到局“职改办”,负责全市广电系统(含县、市、区和企业广电台站)职称评审的各项事务性工作。

当时,新闻系列职称评审的条件非常繁杂而苛刻。除学历、新闻工龄等具体规定外,还要求参评者必须提交多种体裁的近期作品,中级以上职称必须提交论文。局里有位年近六旬的老同志拿不出近期作品,很是着急。正好,我有一篇没署名的通讯叫《乡里妹子有气魄——韶山区如意乡广播电视站黄顺媛搞活自办节目的事迹》,登在省广电厅1986年9月编印的《乡镇广播工作经验》上。于是,我把这篇东西给他充了数。

为解决一些同志评中级职称没有论文的难题,我策划了为采编播人员发表论文提供平台的方案:以市广电局名义出版内部刊物《新闻探讨》。局长肖家安表示支持,并指派我负责编辑、出版、筹资等全部工作。

编辑,好办。我为《新闻探讨》制订了编辑方针:以探讨为任务,以提高为目的,集百家之说,兴研究之风,走改革之路。接下来,我发动采编播人员撰写论文。我还自己动手,一篇一篇地审读、修改,加工、润色。再下来,我设计好开本、装帧和封面。最后,审校、版、付印……

出版,也好办。我到市文化局办了“准印证”;到印刷厂确定了纸张用新闻纸、开本为16开,印数500本。然后,我独自完成了从一校到三校……

筹资,可是个难办的事。肖局长是个大“抠鬼”,以市广电局名义编印出版《新闻探讨》,他不肯出一分钱。为了哄他拿钱,我特意为他代笔写了《卷首赘言》作为发刊词。可是,没达到目的。

真是“无钱憋死英雄汉”。一气之下,我把《新闻探讨》主办者“湘潭市广播电视局”改成了“湘潭市广播电视局总编室”,并在内容上增加了企业

图片(台)的篇目。以此为由头,我找到当时的湘潭钢铁厂党委宣传部部长余金华和《湘钢报》社长杨第高,收了他们的四篇论文,把不到一千块钱印刷费转嫁到他们头上去了。

为提高《新闻探讨》的美誉度,我请中国新闻教育学会顾问、武大新闻研究所所长何微教授题写了刊名;请首都新闻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康荫赐序;请武大新闻系师胡武、刘惠文等撰写了几篇有分量的论文撑门面。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加章也写了一篇文章以示支持。

后来,《湖南广播电视年鉴》(1989年版)介绍《新闻探讨》说:“这些论文对新闻工作在新时期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新闻和广播电视改革的新问题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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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是1987年8月30日,何老用上好的宣纸题写了繁、简两套“新闻探讨”刊名。老人家在给我的信中谦虚地写道:“写几个不成样子的字寄上,如太难看可以不用,不必勉强。”同时深情地鼓励说:“新闻探讨这个名字好。该探讨的东西太多了。祝愿你们成功。”

在这封信中,何老表示:“愿有机会到老人家的家乡(指毛主席家乡韶山)看看,以偿宿愿。”

于是,我马上邀请何老来湘潭,并做好了全程陪护老人家访问韶山的准备。但何老一直没有“以偿宿愿”。后来,我从何老的研究生刘惠文那里得知,清正廉洁的何老不愿给我增添麻烦。这不能不令我对老人家更加肃然起敬!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最后一春(1999年4月6日),一生笔耕不止的何微老先生以83岁高龄给自己的人生划上了圆满句号。令我痛心疾首的是,恩师在世时,我未能陪护他了却“到老人家的家乡看看”的宿愿;恩师辞世时,我没有及时得噩耗,未能为老人家扶灵戴孝。不过,这座新闻传播学史上的不朽丰碑始终屹立在我的心中!

1989年4月底,经武大现代汉语老师李元授先生荐举,我有幸获得了撰写“言语交际学丛书”之一的《新闻采访的提问策略》课题。

“言语交际学丛书”是第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名言语交际学家、南昌大学教授刘焕辉先生主编的一套通俗读本。刘老教授在信中告诉我,出版这套丛书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教委、国家语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有关部门共同确定的重点课题。“丛书”各分册每本810万字,初步确定1991年在北京举行首发式。因此,“丛书”写作任务重,质量要求高,而且时间非常紧。

接到“丛书”分册《新闻采访的提问策略》写作任务后,我按照刘教授强调的“既要有规律性的理论,又要有可操作性的方法,还要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的要求,精心设计了理论框架,拟定了写作大纲并认真拜读了刘焕辉先生著述的《言语交际学》,重温了已读过好多遍的《新闻采访学》。我还把自己当记者二十年来的几十本采访笔记找出来,一页一页地翻,一行一行地挑选出了近千个采访语言交际的鲜活例子。

非常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撰写书稿。当时的局长肖家安拿着一份我起草的工作总结进来,随口问我:“写什么呐?”我如实汇报了应约写书稿的事,满以为他会说几句鼓励的话。没想到,他冷冷地丢给我一句“上班时间是不能干私活的啊!”

“好,好。”我马上收起了书稿,去办理局长交给的任务:按照他的意图修改工作总结。

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利用上班时间在办公室写过书稿。即使是晚上或礼拜天到办公室写作,也属于“地下活动”。

那时候,我的住房条件很差,别说书房,就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地方摆。于是,我捡来一张别人不要的小书桌放在床边,享受起了“卧室兼书房”的待遇。每天下班后,我往床上一坐,就自动转入“写作模式”。累了,往后一倒,又自动返回到了“休息模式”。

那时候没有电脑,书稿的每一个字都得一笔一划地写在稿纸上。夏天酷热难当,蚊子嗡嗡叫,打开电风扇又吹得稿纸乱飞。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打一桶凉水放在桌子下,把两只脚浸在凉水中,背上还披一条湿毛巾。这样既凉快,又防蚊咬,还可以省电。

冬天,北风似剑,严寒刺骨。我也有对付的绝招:紧闭门窗,身披被褥,双脚垫在屁股下,俨如打坐的小和尚。

就这样日复一日,我上班时间忙工作,下班回家写书稿。经常中午不休息,晚上开夜车,有时还奋战到天明。尽管日赶夜赶,彻夜加班,但由于工作太忙,加上水平有限,我未能在规定时限内拿出书稿。刘焕辉先生虽然多次来信催促,甚至在信中发火,但老人家始终殷切地期待着一本高质量的书稿早日出炉。

直到1992年国庆前夕,我利用一千多天的业余时间,终于完成了近20万字的《新闻采访的提问策略》初稿。这时,身高164厘米的我,连皮带肉只剩下42.8公斤。

利用国庆放假,我带着半尺多厚的书稿,从浏阳乘大巴车去南昌。记得,头天傍晚上车,第二天清早到达。我径直来到南昌大学,刘教授亲自到校门口接我。

初次谋面的刘老教授一边给我递茶,一边毫不客气地批评说:你拖得太久了。“丛书”首发式已于去年12月在北京举行。《新闻采访的提问策略》已在“丛书”各分册的封底打出了书名。因为你没有按时交稿,导致这套“丛书”没能一次出全……

听着刘教授不是责骂而比责骂更令人难受的话语,我面红耳赤,心如火燎,眼眶里噙满了泪水:老天爷不公啊!在很多单位,谁要是写一本专著,单位拨经费,给时间,还配助手。可世人哪里晓得,我写书不能用上班时间,更不敢让领导知道,只能偷偷摸摸,搞地下活动!

没多久,刘教授把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编辑审读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连同书稿一起寄给我。嘱咐我尽快拿出修改稿,以便付印。

就在我为没时间修改书稿而发愁的时候,老局长肖家安退休了。满以为从市社科联调来的新局长会支持著书立说,没想到“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把我调出局总编室,改挂了湘潭市音像管理办公室主任兼音像发行站站长、音像稽查队队长的头衔。后来还加挂了局劳动服务公司经理的衔。这下好了,手下十几号人,大小事情都来找,真可谓官不大事不少。白天,我必须在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晚上,还要带队到录像场搞稽查。天啊,我哪有时间修改书稿!

一拖就是三个月。刘焕辉教授多次来信催促,我也多次去信请求宽限时日。到了1993年底,刘老先生终于发出了“最后通牒”。最终,我仍未能在“最后通牒”的时限内拿出修改稿,只好在信中向刘教授一再赔罪。这次,老人家没有回信。我知道,他对我彻底失望了。

半尺厚的书稿在我的枕边放了半年后,被塞进了书柜。

1999年初,我50岁生日。寿宴上,我的弟弟们开玩笑说,今年是建国50周年,共和国同龄人拿什么庆贺国庆?这时,我猛然想起在书柜里沉睡了六七个年头的书稿。

  我从书柜里翻出那捆20多万字的手写书稿,把书名改成了《新闻采访语言艺术》。通过当时的副局长王映玲,我找到时任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文选德,请他为拙著赐序并题写了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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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人民出版社责任编辑刘志明先生审读完书稿后,即时签发了付印通知。

拙著出版后,《新闻出版报》、《湖南宣传》、《潇湘声屏》、《湘潭日报》等20多家媒体发布了消息。时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的刘惠文、湘潭日报总编辑陈植源、副总编辑喻名乐、资深记者邓立品、湘潭电台副台长祖德润等撰写了书评。

没多久,全国众多报社、电台、电视台和新闻院校的订单接踵而至,第一次印刷的三千多本书销售一空。

2000年,《湖南广播电视年鉴》记载了拙著《新闻采访语言艺术》出版的史实。

2003年3月,拙著《新闻采访语言艺术》荣获湘潭市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8月,在第四届全省广播电视学术专著评选中获二等奖。

2009年,湘潭市力推《新闻采访语言艺术》参加“五个一工程”评奖。时任国家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南昌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刘焕辉教授闻讯后,欣然命笔,撰写了推介评语,并用电传直接传给了湘潭市委宣传部。

从热情洋溢的推介评语里,我分明看到刘老教授关注拙著的一颗炽热的心:

喜读肖兆平同志的新著《新闻采访语言艺术》一书,作为一个关心我国传媒领域语言文字表达的文化人,深感此书出得非常及时;作为一个致力于言语交际学建设的语言专业工作者,尤其为本学科在新闻采访领域所取得的新收获而感到由衷的喜悦。

新闻采访是新闻制作的第一道工序,舍此,一切来自社会生活的报道将成为无米之炊。而善于采访的一手真功夫又在于如何运用语言去启开对方的心扉,使其乐于开口跟自己交谈。从这一点而言,新闻记者又是善于与人交谈的社会活动家,这是言语交际技巧在新闻采访这个特殊领域的运用,有其不同于一般领域交际的特殊规律。揭示这一规律将大大有助于指导新闻采访实践,增强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对此,肖兆平同志这本专著作了有益的探索。该书融新闻采访学和言语交际学于一炉,抓住这一特殊领域言语交际的本质特点,从采访实践中提炼出带规律性的理论和可操作性的方法来。其中第三至第六章关于这一特殊领域言语交际的一般原则、语言运用艺术、技巧和策略,写得最实在,不仅丰富了新闻采访理论,也丰富了言语交际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和一定的学术价值,较之在书斋里写出的书明显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时代气息,值得推荐评奖。

   肖兆平同志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怀着对本职工作和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结合工作实践刻苦探索“新闻采访语言艺术”这一课题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了。记得十年前我主编一套“言语交际学丛书”时,正缺少一本探讨这一领域的专著。得悉他正在艰苦探索,曾约他写一个书稿,他很快就寄来了。当时虽然显得匆忙,有待进一步加工,但书稿的基本思路和写作框架是对头的。后来他因工作变动,未能完成修改任务。致使这套丛书只好暂付阙如,于1991年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现在“肖著”终于问世,总算弥补了“丛书”这一缺憾。

喜其成书,愿作以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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