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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工农商学兵都干过, 最后吃了记者这碗饭。 从小喜欢写点东西, 如今留下废纸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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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句号 第十六章  

2012-12-24 09:29:55|  分类: 传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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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远虑  优柔寡断良机过

有近忧  瞻前顾后举步难

 

     我这个人是块天生办不成大事的料。最大的毛病是遇事拿不定主意,处事优柔寡断,办事瞻前顾后。用我妈妈的话讲,叫做“前怕狼,后怕虎,又怕猴子咬屁股”。

1986年五六月间,我从武大新闻系毕业前夕,一些急需专业人才的媒体瞄了干修班学员,想从中挖人。当时的班主任胡武私下问我:“愿不愿去广东工作?”胡老师说,广东地处沿海,改革开放走在前,经济比湖南活,发展比湖南快。你到那里应该会大有作为。

那时候,正值“孔雀东南飞”的高潮。不少人千方百计调往广东,湘潭广电系统就先后走了十多名业务骨干,有的甚至辞职或留职停薪去沿海打拼。

眼下,现成的机会就在面前,我真有点儿动心了。可是,闭目沉思,瞻前顾后,我又拿不定主意。总觉得自己到武大读书,湘潭市广电局在经济不宽裕的情况下为我支付了1600块钱学费。毕业后不回去,怎么对得起湘潭广电呢。于是,我婉言回绝了广东同行的盛邀。

后来,有人取笑我看着金窝不去跳,硬要呆在土窝里。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在我乃至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中,党和国家乃至单位的一切都是神圣的。人家曾经施惠于你,你就该涌泉相报。于是,我回到了湘潭,回到了湘潭人民广播电台,回到了编辑的座位上。

1988年11月2日中午,我刚编完当天的《湘潭新闻》,回到家里,突然听到楼下有人叫“肖兆平,老肖在吗?”

“在,在!”我靠近走廊栏杆往下一看,是一位不认识的老者。见他没有上楼的意思,我“咚咚咚”地下了楼。

“你就是肖兆平?还这么年轻!”不曾相识的客人一边和我打招呼,一边自我介绍说:“我是山西的秦洪彦呀。”

原来,这位未曾谋面的老先生是山西日报新闻研究所副主任、《新闻研究》杂志总编辑秦洪彦。

1984年以来,我的好几篇重头论文都是秦老亲自审定签发的。我在武大读书时,这位1947年参加革命的老新闻把我当成了武大的老师,经常约我“赐稿”并推荐学生的论文。我多次在信中告诉他“我还是学生”,但他一直误以为我谦虚。我毕业回湘潭后,他误以为我“告老还乡”,马上写信动员我“发挥余热”,到他们研究所专门从事新闻理论研究。如今,这位解放前就担任新华社记者,新闻工龄比我年龄还长的老前辈专程来湘潭,可是“亲顾茅庐”了。

“盘算错了,盘算错了。”秦老摇着头,笑得前伏后仰。“原以为你是和我一样的老字号,没想到你还这么年轻。这样吧,我们发个商调函,正儿巴经地调你过去?”

“别急别急,让我想想。”我从内心感激秦老先生的错爱。但对于调往山西,不是我自己说了算的事。一时间,我既不好回绝,也不好贸然答应。

当天下午,我请了两天假,陪秦老登上了去韶山的班车。我们参观了毛主席故居、故居陈列馆、毛氏宗祠和“西方的那个山洞”。在故居对面的毛家饭店吃饭时,女老板汤瑞仁又一次向我和秦老谈起第一次卖稀饭不好意思收钱的往事。

在韶山住了两个晚上,秦老不止一次地问我愿不愿意去太原工作。遇事拿不定主意的我又陷入了思前想后:去吧,会不会有愧于工作了十多年的湘潭广电?况且,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父母在,不远游”。背井离乡去到山西,岂不一年到头见不到爹娘。

此外,新到一地,人生地不熟,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会有诸多不便,还不如留守老窝。在湘潭,虽没人把我放在眼里,但整天忙忙碌碌,也还充实于是,我在送秦老登上北去的火车时,谢绝了秦老先生的盛邀。

从火车站回家的路上,我又一次陷入了思前想后:我们这一代人,之所以遇事优柔寡断,办事顾后瞻前,最终难成大事,与在坎坷经历中养成的严肃、认真、倔强的性格不无关系。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工作上兢兢业业讲奉献,待遇上“礼让三先”不争抢,即便吃了亏,还拿“吃亏是福”来抚慰自己受伤的心灵。讲良心、讲信誉,不甘落人后,也不敢为人先,满足于现状,不思占鳌头,是我们成不了大事的根本原因。

回到电台编辑岗位不久,省广电厅为加强对全省广电宣传的对口管理,要求各地、州、市广电局将原设的宣传科改为总编室,原来没有设宣传科的要新设总编室。湘潭地、市合并后,广电局没有保留宣传科,只能新建局总编室。

局务会把筹建局总编室的具体工作交给了我,并指派我负责局总编室的日常事务。于是,我每天上午在电台编稿子,下午处理局总编室的杂事:分别给局属电台、电视台和各县、区广电局以及企业广电台站打电话。询问宣传方面的各种情况,收集相关数据,然后向省厅总编室和市委宣传部报告。

这种不产生丝毫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没有一点实际意义的上传下达,居然很受各级领导的重视和亲睐。不到半年时间,全省十四个地、州、市广电局都改设或新设了局总编室,并且配齐了人员。有的地、市局还配备了主任、副主任和科员。

湘潭市广电局虽然新设置了总编室,但很长时间里光有庙堂没和尚,更别说方丈或住持了。直到1989年4月,我在局总编室做了两年多“临时工”,才正式把我从广播电台调到局机关。经过再三考察后,才正式任命我为局总编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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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各地广电厅、局是当地政府的组成部门。一个根本不入流的小小副科长的任命书,还要盖上堂堂大市长的印鉴。

担任局总编室副主任前后,我除了完成局长交给的任务和处理日常事务外,还做了几件被载入史册的重要工作。最主要的一项是全市广电系统新闻职称评审。那时候,局成立了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和职改办公室。按惯例,局长是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成员、分管宣传的副局长兼职改办主任。可光有主任不行啊,谁来跑腿办事呢?于是,局里口头任命我为副主任,负责处理与职称评审有关的事务性工作。

这次职称评审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它关系到每个采、编、播人员的切身利益。因此,每个人都把它看得特别重要和神圣。正因如此,我这个被口头任命的职改办副主任不敢有丝毫懈怠和马虎。在资格审查、工龄折算、作品挑选、表格填写等方面,我总是千方百计给同志们提供方便。

 为保证几个从工厂调来的老同志在折算新闻工龄时不吃亏,我陪着有关人员先后多次到湘纺、湘钢、湘机和轻机厂搞调查、翻档案、查资料、写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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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使韶山广播站两位同志能评上中级职称,我多次跑韶山,帮他们挑选、整理代表作,还到省、市有关部门说明情况。可惜,由于指标限制,我的奔波算是白费力。

  还好,第一批职称评审工作顺利完成了。全市广电系统的采编播人员情绪高涨,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在这次职称评审中获得了记者(编辑)任职资格。

1989年和1992年,我连续两届被湘潭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聘为新闻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定委员会委员。

 令人欣慰的是,我当评委期间,我的几个学生先后评上了中级或副高职称。令人惭愧的是,十多年来,我自己始终保持着中级职称。原因是我担任了局总编室主任职务,属国家公务员。我们局里严格按照“公务员不参加评职称”的规定,不让我申报高级职称。

我真有点不甘心。省广电厅总编室从主任到科员都是国家公务员,都评了职称,兄弟市、州广电局总编室主任都是公务员,他们大部分有副高职称。人家说,你们局就不会通融通融,让你到报社、电台、电视台挂个职,评了职称再回机关?

“评了职称再回机关”!说得那么轻巧。我在湘潭广电局从没有碰到过如此“通融通融”的好领导,这大概就是“伟人故里”特色吧。

于是,一些好心朋友劝我说,你是搞业务的人,不是搞交际的料,更不是当官的种。不如趁早换个单位或换个岗位,一心一意搞你的新闻业务,说不定发展前途更大些。

    我考虑过,也动摇过。但思前想后,还是觉得应该听从组织安排、服从工作需要。因为,从小到大,我的父母、我的老师、我的领导,都谆谆教导我,要“党叫干啥就干啥”,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何况,调个单位,换个工作,挪来挪去,费力伤神。

我没把公务员不能申报职称的事放在心上,继续在局总编室干着跑腿打杂的事。

1990年7月下旬,局领导看长沙市局办了《空中之友》报,株洲市局办了《株洲广播电视报》,便动议创办《湘潭广播影视报》。局务会议明确:局总编室负责筹办报纸。

当时,总编室就我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一个人既要完成总编室的日常工作,还要兜着筹办报纸这一大摊子差事。

为了赶在当年11月1号试刊,那段时间里,我没日没夜地四处奔波:物色办报人员、起草创刊报告、联系电影公司、收集影讯资料、考察承印厂家、落实发行网点……

令人头痛的是申请刊号。我多次跑市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呈送报告、补充材料、转递批文…… 为了进门不受人家白眼,我每次都提两瓶湘潭特产“龙牌酱油”做敲门砖。直到10月4号,才在省新闻出版局办好了期刊准印证。

为提高报纸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我向局长建议,请市委书记曹伯纯题写报头。当时,曹书记刚从株洲调来,住在市委招待所。9月14日傍晚,趁曹书记刚吃完晚饭,我在招待所截住了他。说明来意后,曹书记叫我过三天来取。18号一上班,我就拿到了曹书记亲笔题写的“湘潭广播影视报”。

一切准备就绪。我召集新调来的几位同志进行了报纸排版强化训练,还准备好了试刊号的有关文稿。只等11月1日一到,《湘潭广播影视报》就会满天飞了。

10月22号,离出报不到10天。局长肖家安一上班就来到局总编室,很严肃地对我说:“因为你们几个没有办过报,市委宣传部决定让湘潭日报社的丰柯任影视报总编辑,你还是留在局总编室吧。”

为了稳定我的情绪,肖局长还说了好多让人舒心悦耳的话。最后,像是征求意见似的问我:“你看怎么样?”

“你看怎么样?”即便一百个不愿意,我又能怎么样!我这一生中,自己无法“怎么样”、不能“怎么样”的事何止万千!

我没有把辛辛苦苦筹办报纸,却不能在报社工作的事放在心上。仍然留在局总编室,干着跑腿打杂的事。

这时,有朋友取笑我“挖了个茅坑给别人蹲,自己却把屎拉在裤子上”。也有人直言不讳地说我保守、木讷、固执、迷茫,缺乏改革开放意识、没有与时俱进精神,不善于处理与领导的关系。

我不否认自己不善钻营,但我从不把不善钻营看成是缺点和错误。确实,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了机会,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机会,但我不能因为有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就丧失自尊心、使命感和责任感,而脸不变色心不跳地钻营私利、捞取好处。与其唯利是图、丧失自我,还不如任其保守、木讷、固执和迷茫,任其成为既读不懂自己、也读不懂整个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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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4月中旬,我的恩师何微先生要弟子刘惠文给我寄来了“武汉大学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的暂行规定”和有关资料。何老特意要刘惠文告诉我,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做好各项准备,拿到硕士学位。



          与此同时,华中理工大学也给我寄来了“招收在职人员硕士研究生简章”和“入学申请表”。系主任程道才先生还亲笔为我在入学申请表的“申请专业”一栏填写了“应用社会学”,在“研究方向”一栏填写了“新闻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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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程老师又亲自给我写信,叫我千方百计做好单位领导的工作,求得领导的理解和支持。“万一暂时做不通,可先来校报到注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总之,千万不要放弃这难得的机会。”

遗憾的是,我的工作单位不同意我去读研,也不同意我申请硕士学位。我向肖局长报告读研的事,他委婉地对我说:我们局里正需要人才啊。你要是去读研,毕业后肯定不会回来了,那对我们局里是一个损失…… 不管我怎样保证以后回局里工作,也不管我怎样软磨硬泡,肖局长就是不肯点头。最后,他还给我算起经济帐来:你上武大学习两年,局里除发给你工资外,还花了1600块钱学费。现在,你再去读研,每年还要一千多元学费。眼下局里经济紧张,拿不出钱来。 

我提出不要局里支付读研学费。肖局长笑了笑,出了一道更大的难题:你把已经花的1600元学费和上学期间的工资都退了,再把人事、工资关系都转走,我们就留不住你了。

天哪,当时我每月才200多元工资,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来赎身啊!

一些朋友给我出主意:赶快找找关系,“疏通疏通”、“打点打点”。可我祖宗三代都是“工贩子”出身,既没有腰缠万贯的亲戚,更没有当官掌权的朋友,自己虽然当了二十年记者,结识了不少朋友,可几乎全是“工贩子”、“ 农大哥”和“爬格子”的“穷秀才”,我总不能发动他们去当说客吧!

当然,当了二十年编辑、记者,也与不少领导有过交往,但那都是工作关系,而不是桃园结义啊。真有什么事情求他们的时候,说不定你认识他,他却不认识你了。就算他耐着性子听你说了半天,也不见得会放在心上。

至于“疏通疏通”、“打点打点”,我几乎从来没有意识到,也没有考虑过。一方面,我非财大气粗之辈,而是捉襟见肘之徒。何苦打肿脸充胖子,到头来反蚀一把米。另一方面,我觉得他肖局长已经“关了门”,再怎么送礼、求情、讲好话,只怕也是竹篮打水。

无奈之下,内人含着眼泪要走最后一着棋了:“辞掉这个记者不干了。即便是砸锅卖铁、东借西挪,也不能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你一心一意去读研,家里的一切我顶着,最多不过是再过几年苦日子。”

“不行,不行,坚决不行!”我怎么也不愿意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更不愿意为了一纸研究生文凭和一顶硕士乌纱而拖累家人。就这样,无助的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攻读硕士学位的机会擦肩而过。

有朋友为我惋惜,也有朋友为我不平,更有朋友直言不讳地痛骂我“目光短浅,没有远见,思想保守,观念落后”。

好长一段时间,我表面若无其事,心里却汨汨地流血!我真的“目光短浅,没有远见,思想保守,观念落后”吗?闲暇时,我经常独自反思,也经常细细咀嚼自己的思想和观念。

我总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和办事原则,可能是遭受太多打击、经历太多挫折后,熔铸进了许多复杂的、变异的、甚至畸形的元素。“处事优柔寡断,办事瞻前顾后”,轻易放弃个人功利甚至前程,并非我们与生俱来的秉性,而是因为敌不过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和摧残,被残酷的现实所扭曲、所驯化。这大概就是哲学范畴里的“存在决定意识”吧。

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武大和华工寄给我的“在职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入学申请表”。每每看到它们,就觉得对不起何老和程道才先生。

       最让我感动的是,在我未能到武大读研的情况下,何老非常理解和关心我,仍经常给我写信,鼓励我潜心研究新闻理论,并悉心指导我撰写论文。如今,我珍藏的十多封何老亲笔信既是难得的书法珍品,更是新闻理论研究的真经。有人愿以每页500元的高价收藏何老墨宝,可这只是藏家的一厢情愿。图片   

    《增广贤文》描述人不走运时,有一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话,此说全应验在我的身上了。

1992年11月中,我的好友刘惠文在京获得博士学位后,收到好几所大学的邀请函。时任湖南师大校长的张楚廷先生是刘博士的老乡,他公函加私信邀惠文来师大执教,并满足了惠文开办新闻系、担任系主任、调进一批骨干教师等条件。审核调进教师的名单时,张校长在“肖兆平”的名字后面画了个问号。他不能接受这位只有大专学历的记者。

“别别别,别看他只有大专学历,他是个资深记者,是一块做学问的好料。他有专著,有论文,还有一大堆获奖证书,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作品……”刘惠文好话说了一箩筐。可张校长始终没有点头。

刘惠文真可谓“为朋友两肋插刀”。他亲自跑到湘潭,收集了我的一大把资料,并拉着我到岳麓山下的湖南师大和张校长见面。张校长当着刘惠文的面对我说,“你只有大专学历,肯定上不了大学讲台。在大学里,你不能上讲台,就没有合适的位子了。”

“那就让他在系里当党支部书记吧。”刘惠文马上想出一个“位子”来。

“党支部书记也不能当一辈子啊。讲实在话,我现在如果同意把你调进来,实际上是害了你。你调进来以后,不能够上讲台,就评不了职称。如果要你当一般员工,就埋没了你的才干,那调进来还有什么意义?不是害了你吗……”张校长耐心地解释着。

“要不,调进来,然后马上去读研。”惠文飞快地又出了一个主意。

“可以马上去读研,读完研以后我们一定调。”张校长的话既爽快又坚定。

惠文又进行了一番软磨硬泡,然后示意我出门回避。

我在张校长办公室的过道里晃悠了二十多分钟。隐约听见两个老乡在里面争吵,声音时小时大。听得比较清楚的一句是刘惠文说的“对不起,我也不来了!”

门开了。惠文左腋夹着自己的黑色公文包,右手提着我那把材料出来了。张校长跟在后面。

走到楼梯口,张校长说:“刘博士,你再考虑考虑吧”。惠文回了句“就这样了”。于是,头也没回地走了。我看见,他们俩的脸上都没有笑容。

“还说让我当系主任,推荐调一个人的建议都不肯采纳,我来干嘛……”惠文嘟囔着,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我说,“你别为难张校长了。换着我当校长,我也不肯调一个只有大专文凭的人来高等学府当老师。”

走出校园,惠文莫名其妙地对我发起火来:“你这个人啊,怎么这么窝囊?当初何老要你去读研,你搞不定单位。后来,程道才要你先报到注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你倒好,两份研究生入学登记表都锁在柜子里优柔寡断,生怕丢了饭碗!是吧,现在被人瞧不上、看不起你还写论文、出专著、全是狗屁!你就不会学乖巧点,交几个能帮你解决实际问题的朋友!”

惠文似乎打开了“骂匣子”,额头上开始冒汗了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不忍心让他这样激动下去,便推着他上了去火车站的公共汽车。

后来,我细细琢磨“博士骂语”,觉得句句实在,不无道理。只是对“学乖巧点”有分歧。

“乖巧”是什么东西?我们这代人与共和国同生同长、血脉相连。我们从小接受正统加传统教育,革命前辈是我们的榜样,又红又专是我们的志向,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理想。乖巧玲珑、巴结讨好、甚至两面三刀,我们看得出来,但做不出来。因为那些东西太庸俗、太下作,有损形象,有失人格。容不得歪风邪气,看不惯不良现象,是我们的“共和国同龄人精神”。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需要这种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共和国才会更加繁荣、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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