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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工农商学兵都干过, 最后吃了记者这碗饭。 从小喜欢写点东西, 如今留下废纸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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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句号 第十七章  

2012-12-26 22:41:20|  分类: 传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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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玉洁  无欲无求胸坦荡

鄙阿谀  不吹不拍品自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深化改革”的大潮一浪高过一浪。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到工厂,即便街道办事处、乡镇村委会、乃至养老院和幼儿园,调整机构、竞聘上岗、择优启用……五花八门的改革方案使人眼花缭乱。

湘潭广电的“深化改革”更是不落人后。一次又一次的换牌子、调位子、抬桌子、搬凳子,加深并固化了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啊,改革原来是这样子。

1993年底,局长肖家安退休了。年轻气盛的市社科联主席龙泽元接任广电局长后,开新政,施新法,进行了大面积的机构调整和人事变动,铺开了一幅诱人的宏伟蓝图。

  搞了二十多年文字工作的我,从局总编室主任变成了市音像管理办公室主任,还兼挂着市音像发行站站长、稽查队队长的头衔。美其名曰“为了加强音像管理

 实施改革新方案动员大会上,龙局长说得头头是道:为了加强对音像管理的领导,我们实行三块牌子,一套人马,既精简了机构,又有利于资源统一调配。音像办、发行站和稽查队统在一起后,管理上实行首长负责制,业务上实行自主经营,经济上实行自负盈亏。

“首长负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集管理、经营、执法三权于一身。表面上看,我捡了个“肥缺”。其实,靠收缴管理费和租售录像带维持生计的音像办、发行站和稽查队,多年入不敷出,年年都有赤字。

 营业执照上法人代表写着我的名字。可我这“法人”是个十足的没“法”之人:员工十几个,工资没着落;会计出纳齐全,就是帐上没钱;执法点上百处,可执法车都没一台。

 打湿了头发总得剃啊。我和副手蔡平男大姐带领全体人员倾巢出动,跑遍了所辖县、市、乡镇和大、中型企业的广电台、站,以及音像制品租售点和放映场。一家一家地重新登记,清理造册,收缴拖欠的管理费。有时还软硬兼施,强制租赁、购买音像制品,对提前交费的还给予优惠或回扣。

与此同时,我们拓展经营,贩卖起了与音像制品相关的小商品。随后,只要不违法,只要能赚钱,什么生意都做。副经理蔡平男还从老家茶陵贩来了几十吨西瓜,我自己也从浏阳搞来了十多吨木炭。

钱真是个好东西。不到半年,欠债还清了,账面上的赤字没有了。夜间稽查,每人五块钱补助发得出了。请公安局的同志协助执法,也招待得起工作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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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过了两个月,账上有了十万元流动资金。于是,正、副主任加上支部书记一商量,买了一辆江苏出的仪征皮卡做执法车,结束了近处稽查骑单车,远处稽查靠外援的历史。

钱又不是个好东西。没钱的时候,我手下十几个人和我一样,只想着还清欠债,保证按时发工资,从没人提过福利要求。自从账面上有了余款,增加夜间稽查补贴、提高工作餐标准、按上限发月奖…… 以前根本没人想过的要求陆续提出来了。副手蔡大姐甚至搬出龙局长说的“首长负责,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提出拿职务津贴的建议。

我没有理会各种各样的要求和建议依然和以前一样,一块钱当作两块钱用。

这年中秋节,局机关给每个职工发50元过节费。局长表态说:音像办自负盈亏,发多少钱自己定。会计说,音像办的钱是自己赚的,建议每人发100元。我回答说:“音像办是局属科室,何必多发50块钱搞得大家心里不平衡。”后来,有人议论我:“公家的钱,你抠得这么紧干什么。”

有一次,我们在离市区20多公里的楠竹山搞检查。一家放像场老板硬要招待午餐。出于礼节,让我们点菜,并把菜单推给了我。我打开菜单,啊!红烧水鱼、口味蛇、腰果鸡丁、基围虾…… 都在百元上下。我合上菜单,点了青辣椒炒油渣、枯爆火焙鱼,还有白菜、豆腐汤。

放像场老板连连说“档次太低,档次太低,再怎么样也要加个红烧水鱼和口味蛇。”我对他说:如果你硬要上什么档次,我就“拜拜”了。席间,饭店老板开玩笑说:“花别人的钱,你抠得这么紧干什么?”

 是啊,别人的钱,你抠得这么紧干什么?我真的说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们这一代经历过太多艰难的共和国同龄人,从小就接受传统加正统的思想熏陶。即便手头有几个钱,也不会摆阔气、讲排场。自己的钱、别人的钱、公家的钱、私人的钱,我同样看得重,同样舍不得乱花一分。不管人家褒奖“有正义感”也好,或讥讽“吃错了药”也好,我们都问心无愧,胸怀坦荡。相反,对那些损人利己、损公肥私、欺上瞒下、巧取豪夺的人,我同样难以理解。

 1995年春节后,龙局长因故离开广电局,市教委的陈建成接任局长。和所有上任的新官一样,陈局长也重布“棋子”,调整阵容,又把我调回了局总编室。此时,我再一次看清了钱不是个好东西:当时,音像办账上还有十多万元余款。有人建议我把这笔自己赚来的钱分了。也有人建议论功行赏,把这笔钱做奖金发了。还有人说,每人发一件像样的纪念品最合适…… 总之,不能让这笔钱白留着。

 我再一次没有理会种种建议。因为我从心底里没打算自己多要一分钱。我知道,公家的钱是烫手的山芋,稍有贪心就会烫得你脱不开身。

我把十多万块钱余款留在账上,干干净净地离开了音像办,连欢送会都没让人开。

机关工作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捉迷藏,少一个人能玩,多一个人也能玩。我回到总编室后,发现另一位同事担心我可能挡他的路。于是,我主动避嫌,请求组织调整。当时,恰逢市委组织部在党校举办为期三个月的(局)长培训班,分配给广电局一个名额。局党委决定让我去党校参加培训。

1995年9月,我在市委党校受训后,正碰上全市第二期农村党支部建整工作队要抽调百名干部下乡,我主动报名参加,被安排在湘潭县乌石乡。

乌石乡党委早已确定建整工作组进驻一个比较偏远的贫困村。可没想到,村、支两委误以为建整工作组是来整人的,以无法安排住宿为由,不肯接受工作组。就在这时,条件比较好的双庙村获得这一信息。支书冯参军和村主任黄新文急忙到乡政府,缠着书记和乡长,请求接工作组去双庙。村主任黄新文说“我们现在就去收拾房子,明天一早派专车来接!”

 第二天,冯参军和黄新文领着一台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进了乡政府。他们在车厢上架起木板,垫上稻草,非常客气地请我和电台参加工作组的罗伏林前排就坐。然后,径直把我们拖到了住地——黄新文家里。三十多岁的黄新文是中共党员,退伍军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当时是以培植油茶苗为主的市、县两级种养专业户科技示范户。

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工作组驻村一年。主要任务是帮助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探寻脱贫致富门路。因为我被指定为工作组组长,不得不为完成任务而动用自己的所有人缘关系和信息资源。

记得,除广电局支援村上3万多元外,我找市卫生局局长何凯华求援了1万元。请党校同学帮忙搞了20多吨水泥,为村上新建了合作医疗楼房。还请市书协主席、知名书法家康博文先生题写了“双庙合作医疗”牌。我还在市教委和公路局各求援1万元,在新华书店求援了一批图书,在广电局搞了一批旧门窗桌椅,用于改造双庙学校和孩子们上学的必经之路。我还请畜牧局、农业局、林业局的专家到村里指导种养业、发展沼气池,甚至把市消费者委员会请来,传授识别假冒伪劣农药化肥的专业知识。最终,我和老罗共为村上争取到了7万多元现金和价值10万多元的物资。

此外,我们协助村、支两委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发展了两名党员,结束了双庙村多年没有发展党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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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双庙村搞了一年,做了几件乡亲们满意的事乌石中学语文老师谭根深写了一篇通讯《村民的贴心人—— 记市委驻乌石乡双庙村工作组》。湘潭市委主办的《湘潭宣传》和《湘潭日报》、《湘潭广播电视报》先后刊载了这篇报道。

1996年10月中,第二批农村党支部建整工作结束,驻村工作组全部撤回。离村前夕,村会计李夏伏找村支书和村主任商量:工作组为村上做了这么多事,搞回了这么多钱,是不是给他们发点辛苦费?

听说要发辛苦费,我很感激和欣赏农民朴实的感恩之心。是的,如果没有辛苦,他们会给你发辛苦费吗?可是,连在农家吃饭的伙食费都按规定如数交纳的我,能收受辛苦费,而玷污自己无欲无求的坦荡心怀吗!

不能,显然不能!然而,盛情难却啊。我毫不推辞地对村干部说:“领你们的情,接你们的礼。请给我和老罗每人买一份不超过十块钱的纪念品。”按照我的要求,村上给我和老罗送了两本32开的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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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就要撤离了,村民们很是舍不得。村、支两委联名上书市委和市广电局,要求我再留一年。我不忍让乡亲们失望,向局里报告村民的祈愿后,只身在双庙多呆了两个多月,协助村里解决了一些遗留问题。

  年底,在市委召开的全市第二期农村党支部建整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我获得了一本三等功奖励证书。

1997年初,我高高兴兴地回局机关上班,却遇到一件令人心寒的事:在我参加农村党建工作期间,局里按深化改革的“三定”(定机构、定编制、定人员)要求又进行了机构改革。我因为当时不在岗,只保留公务员身份和行政级别,由领导职位的局总编室主任变成了非领导职位的主任科员。

有道是“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局长陈建成非常关心地找我谈话,要我临时主持办公室工作,还说这是组织决定,希望你顾全大局。于是,我当起了局办“临时主持”。

没多久,陈局长调走了。副局长王映玲临时主持全局工作。就这样,两级“临时主持”操劳了整整一年。

1998年3月初,一位年纪不大神通大的汉子来广电局继任,空缺了一年多的局长位子终于有了主。听说,这位新局长是官场老手,前些年还空降湘潭县,高票当选为县长。

作为局办临时主持,我有责任为局长服好务。我和其他同志一起,把原来陈局长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地面一尘不染,窗户通明透亮,桌椅洁净如新,茶具闪闪发光。

收拾妥帖后,新局长在门口瞄了一眼,脸上露出既不可名状也不可琢磨的笑容。我交钥匙给他,他说“这段时间要熟悉情况,钥匙你拿着吧。”一连几天,他找人谈话,要么在会议室,要么在别人的办公室。

自从新局长来到局里,我就对他说“为方便联系,请您把手机号告诉我。同时,请您拿一张照片给我,好贴在办事公开栏里。”他当时“嗯”了一声。第二天,我又提醒了他,他又“嗯”了一声。五天、十天,我几乎每天都提醒他一遍,他也每天都“嗯”一声。

有一天,新局长通知我说,今天有客人来,安排好午餐。我习惯地请示“按什么标准?”回答是“你去办就是了”。

我跑到局里定点的“扬杨酒家”,按当时局里规定的最高标准(大概是每人40元)定了餐,桌上还放一瓶饮料、一瓶红酒、一瓶白酒,外加两包“芙蓉王”香烟。

中午12点,我把局长和客人送到酒店,招呼他们入座就餐后,便和以前一样,骑着单车回自己家吃饭去了。

不到一个月,新局长安排原局办主任张启果回来上班。令我十分惊讶的是,张启果上班的第三天,新局长就搬进了局长办公室。办事公开栏里的“天窗”也贴出了新局长的照片,各科室还拿到了新局长的名片。

我郁闷了:自己将近一个月都没办妥的事,他张启果怎么不到三天就办得熨熨帖帖?我百思不得其解,真心诚意地请教张主任。既是老乡又是战友的启果毫不掩饰地说:“有哪个局长愿意捡前任用过的东西?你以为把桌椅抹干净,把茶杯擦得发亮就行了。你就不会买一套新的?又不要你自己出钱。再说公开栏的照片,怎么能叫局长自己拿一张来?你应该先到照相馆开好票,趁局长高兴时,开车送他去照,现在的快照就照就有拿呀

“听说,你陪局长去县、市搞调研。下车后,局长自己拿着茶杯提着包,你却两手空空跟在后面走。到底是你当局长,还是他当局长啊?虽然局长年纪比你小,但他是局长啊。旧衙门里的差役年纪比“老爷”大,但也得弓腰曲背地伺候“老爷”啊……”“还有,局长宴请客人,你安排好席后,自己回家去吃饭,这不是天大的大笑话吗?你应该自始至终陪在那里,为客人斟酒、递烟,替局长代杯、敬酒……”

启果笑着说,跟领导打交道,什么时候都不能太公事公办最后,他还给我讲了许多单位、部门办公室主任和中层干部的故事:老道的办公室主任每天上班围着领导转,下班后就在领导家里转,只有晚上才在自己家里呆。领导的脾性、兴趣、嗜好,乃至父母、妻儿生日等等,无一不熟记于心。更有细心者,每天早晨专车“顺带”领导的儿子上学,下午又“顺带”回家。

啊,我十几岁参加工作,工、农、商、学、兵样样干过,唯独缺少官场历练。当记者30多年,能够发现新闻线索,就是没发现“跟领导打交道,什么时候都不能太公事公办”的秘诀。当了好几年中层干部,可连续四届局长的家门朝东朝西都说不出来,叫人家怎么“器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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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好,新局长没有为难我。1998年4月30日,他签发一纸文件,任命我为“湘潭市广播电视局就业服务站站长”。所谓就业服务站,是原劳动服务公司的最新叫法。其具体业务除负责处理屋顶漏水、阴沟堵塞等事务外,还负责帮职工子弟办理“待业证”。就这样,一个从事30多年新闻工作,且有编辑职称的老记者,最后被“改革”到一个与专业毫无关系的岗位。我忍不住向新局长说出了自己的“活思想”,新局长对我说“这是组织的决定,也是改革的需要。你是老同志、老党员,要相信组织,服从需要,顾全大局,正确对待……”。

啊,修炼了五百年的孙猴子不是“相信组织,服从需要”,高高兴兴地当了“弼马温”吗。几十年来,我自始至终“相信组织,服从需要”,遭人陷害的时候,我听组织的话,“振作精神,经受考验”;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也听组织的话,“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仍听组织的话,“顾全大局,正确对待”。现在,我遇不公待遇,还相信组织,服从需要,顾全大局,正确对待”

1998年底,新局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前几任局长费了一肚子劲都未能完成的“局台一体”大业终于得以完成。原来的湘潭人民广播电台、湘潭电视台、湘潭有线电视台分别改挂了“广播频道”、“无线频道”、“有线频道的牌子。三台的台长、副台长能上的上了,能退的退了,只剩下五六个上不能上、退不好退的半老同志不好安顿。我记得,当时进退两难的“剩余干部”有广播电台党支部书记童海舟、副台长祖德润、电视台副台长冯沛林、有线电视台副台长夏桂生,以及资深记者戴鼎铭等。他们有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入伍的副团职转业干部,有的是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的老记者。

怎么安顿这些“宝贵财富”呢?新局长特设了一个类似“中顾委”的过渡机构——湘潭市广播电视局研究室,来安置“半老同志”。主要任务是监听、监视、评论广播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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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聘任为局研究室主任。每天和“宝贵财富”们一起,监听、监视和评论各频道的自办节目。我们创办了每周一期的《视听监评》,还请当时的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文选德题写了刊名。我们把每天对广播、电视节目的点评意见登在《视听监评》上,送给局领导和频道的同志们参阅。

有一次,新闻频道的《湘潭新闻》节目里出现了“如今的政府腐败,比慈禧太后还不如”的同期声。审看节目时,研究室的几位同志觉得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播发赤裸裸地斥骂党和政府的声音不合适,当即要求频道重播该节目时进行删改处理结果,到了第二天还没有回声。刊载点评意见的《视听监评》送给局领导后,也没有任何动静。这让研究室的“宝贵财富”们深深感到:“剩余干部”的点评不过是写在纸上、摆在桌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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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底,市广电局又一次“深化改革”,实行竞聘上岗,自由组合。我又一次与儿女辈同台演讲,再次被聘任为局研究室主任。

这时,局研究室已经是“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除我和冯沛林外,其他已到退休年龄的“宝贵财富”们先后回家了。冯沛林在这个过渡机构里坚守一年后,也到了退休年龄。至此,如同当年的“中顾委”一样,湘潭市广播电视局研究室完成了特定时代的特定任务,划上了圆满句号,退出了历史舞台。

撤销研究室时,我尚未达到55岁这个“被退休”的坎,新局长没有把我扫地出门。他给我戴了很多“高帽子”后,安排我到新闻频道把守节目播出前的最后工序——审片。

2004年3月5日,中共湘潭市委发出红头文件:“市广播电视局肖兆平同志按副县级提前离岗”,我本可以回家休息了。可新闻频道总监蒋希前和副总监舒良才舍不得我这根弃之可惜的“鸡肋”,一再挽留我继续上班,还给我加挂了《湘潭广播影视报》总编辑头衔。盛情难却啊,我在新闻频道又扎扎实实地干了三个多年头。

其间,我除了完成电视新闻节目审片和广播电视报审稿本职工作外,还为局里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完成了几件重要任务:

局里进行了大规模的编辑、记者、播音员和计算机技术人员招聘,大约有近千人报名应聘。领导把我列为命题、阅卷、面试的主考官之一

新闻频道承接了韶山陈列馆一部专题片的制作任务,我负责撰写脚本,带领两名摄影在韶山奋战一个星期,圆满完成了任务;

2005年,湘潭广电中心落成,恰逢湘潭电视台建台20周年局里决定制一本纪念邮集。我接受邮集设计、监制任务后,在电脑旁苦战了二十多个日日夜夜,还湘潭集邮公司的同志一道远赴无锡现场监制; 

两年多的时间里,省、市有关领导多次来局视察、检查指导工作,我挑起了领导们在正式场合的讲话稿起草任务,就连新局长在广电中心落成仪式上的致词和发表在报纸上的署名文章是我捉刀代笔。

……

很多单位都有“返聘”退休人员的惯例,就是说退休后继续工作,单位在退休金外再发适当工资。我“提前离岗”后,被留下来继续工作的三年多并没有多领一分钱,只获得了新闻频道给予的一次去海参崴游览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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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参崴,这个因盛产海参而得名、本是中国领土的港湾,在1860年清政府俄国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中俄北京条约》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割让俄国。如今,它的俄文名叫“符拉迪沃斯托克”。

在俄罗斯的远东边陲,我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低温专程到列宁广场看望了布尔什维克的老祖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令人深感不安的是,列宁广场上门庭冷落,枯枝颓废这位天下共产主义者广泛认同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伟大革命导师和领袖”,已经被“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所淡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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