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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工农商学兵都干过, 最后吃了记者这碗饭。 从小喜欢写点东西, 如今留下废纸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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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句号 第九章  

2012-12-03 22:40:58|  分类: 传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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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曲直 斗嘴荣升鸭司令

拒柔情 不恋壮乡木棉红

 

 

 在机关又呆了3个月,我的情绪一直振作不起来。实在沉不住气了,我又一次要求下连队,甚至要求退伍回乡。

 可是,世事不由人计算。第一关,陈干事不肯。他不愿失去一条臂膀情有可原,但我不愿在窝囊中浪费青春也可以理解。几经争辩,他理解了我、同情了我。

 第二关,宣传股刘股长说“只要领导同意我没得话讲。”

 第三关,政治处冉主任再三考虑后点了头。

 这次下连队,又是“战友加兄弟”的陈锦浪亲自策划、一手操办的。

 “这次想去哪个连队呀?”陈干事虽然舍不得我离开,但还是非常认真地征求我的意见。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到海边的一连去,离团部远远的,再也不回机关来了!”

“笨蛋,南宁、桂林、柳州、田阳、宁明,哪个地方不比海边好。”战友加兄弟的陈干事既是唠叨,又是劝导,更是担心我适应不了海边防的艰苦环境。

我回答:“我要去得远远的,再也不让你把我叫到团部来做临时工。”

没想到,我这句漫不经心的话重重地伤了陈干事的心。他好一阵没吭声,板着脸给一连打电话,又板着脸领着我到军务股办手续。

1970年八一建军节后的一天,陈干事板着脸把我送到离南宁300多公里的海边防——企沙一连。

以前我来一连搞过采访,和连里的干部比较熟,特别是连长、指导员还是湖南老乡。我正式调来后,他们把我安排在高射机枪班当副班长,也不知道这是关照我,还是考验我,或是有意杀杀我这个机关兵的威风。

图片高机班有八九个人,都是些牛高马大的北方大块头,而我的个头只有他们肩膀高。班里有三挺12.7高射机枪,每挺机枪带上子弹和三角架有一百七八十斤重。每次训练或演习,一个人扛起机枪要爬几百米山坡,确实够累的。我呢,虽然咬着牙、卯足劲、猫着腰也能扛起来,但走不了几步就不行了。好在班长是山东大个,他从不安排我扛枪,只要我跟在后面跑就行了。

有一次实弹训练,要求每个机枪手一口气打完一箱子弹(60发)。其中必须有10个点射、5个三发连射和2个多发连射。开始,我好高兴:可以足足地过一回枪瘾了。轮到我射击时,班长交代,点射时,扣一下扳机马上松开。可我扳机一扣,“哒哒哒哒”,跑了四五发,我知道用力太大。第二次点射,我轻轻地扣了一下扳机,一颗子弹都没有出去。我知道用力太小了。第三次点射时,我按照班长教给的要领一试,“哒哒哒”终于打成了一个三发连射。这时,我眼发花,手发麻,耳朵里也嗡嗡作响,再也不想过枪瘾了。

班长急了,飞快地跑过来拔掉我塞耳朵的棉花,对着我的耳朵大叫:一定要把子弹打完,不然就会吃“鸭蛋”!我咬紧牙关,紧闭双眼,顾不得什么点射、连发,只是死死扣着扳机不放。我心里盘算着:只要让子弹从枪膛里射出去就算完事,至于打没打中目标,全由报靶员秉公裁定吧。还好,瞎猫碰上了死老鼠,我有三颗子弹中了靶。因其他战友大是优秀,全班平均成绩良好。后来连长在讲评时说“有的同志浪费了285斤大米”(每颗子弹折合5斤大米),但没有点我的名。

因为我以前来一连采访时找一些干部战士开过座谈会,连里的很多战士认识我。我正式调到一连后,战士们对我议论开了。有的战士羡慕我,也有的战士猜疑我,“是不是在机关犯了什么错,被发配到边关来了?”我呢,老老实实当兵,不作任何解释。

记得,当时连队作息时间是晚上10点半熄灯,营房和各阵地岗哨开始执勤。战士们最不喜欢夜间12点到凌晨1点半的第二班岗因为,下不久又要起,很是影响休息。我呢,“夜猫子”惯了,12点以前睡不着。于是,我主动包下了每天晚上的第二班岗第一班岗的一个半小时,我就在饭堂或雷达操纵室里看书。那时候,除了一天到晚不离手的《毛主席语录》外,只有为数不多的政治学习材料,以及投递不按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广西日报》、《空军报》、《战士报》。我买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都是利用晚上第一班岗的时间读完的,还写了不少读书笔记。

我在读书笔记里写了一段关于“消灭家庭”的随笔,被下连队搞政治教育的营教导员看见了。不知道是他对这个课题感兴趣,还是他根本没听过这种提法,神秘兮兮地找我谈话,“教育”我要认真读马列原著,正确理解精神实质,千万不要乱提口号。我把《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摆到他面前,一页一页翻给他看,一段一段讲给他听。告诉他“消灭家庭”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倒是好好“教育”了他一番。可贵的是,他没有埋怨我、责怪我,反而承认自己读书太少。就这样,他和我成了交往较深的“书友”。

利用晚上第一班岗的时间读书看报,真是一举多得。每次学习讨论,战友们都愿意听我的滔滔不绝,还说我从机关下来没有架子。其实,我哪里有资本搭什么架子

没过多久,我被推选为连队军人委员会主任。没想到,这个鸟官衔让我得罪了指导员。

那是1970年初秋,我到企沙一连不到两个月。一天,连里饲养的200多只鸭子又一次闯进驻地生产队的稻田,吃了老百姓的谷子。指导员十分恼火,准备杀掉部分鸭子改善伙食,另外一部分送给团机关的干部食堂。可能是连里的干部意见不统一,便把这个问题提交军人大会讨论。

那天下午,几十名战士每人带个小凳子,整整齐齐地坐在宿舍前坪的桉树下。连、排干部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只有连长和指导员在旁边走来走去。

军人大会正式开始。我起立、出列,走到队伍前面,以连队军人委员会主任的身份主持会议。像往常开会一样,先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唱毛主席语录歌,再学最高指示,最后才进入开会正题

鸭子是杀还是留?其实,连排干部各有想法,只是谁也不肯说出来。一头雾水的我不了解个中原委,也没理解连长和指导员的意图,只是傻乎乎让大家讨论。

等了十多分钟,始终没有一个人发言,会场里鸦雀无声。我反复引导说“请大家发表意见,看是把这些鸭子杀了好,还是留着好。”

依然没有人吭气。这时,有人嘀咕说“你是军人委员会主任,你先谈谈看法嘛”。

我生怕没人发言冷了场,就讲了自己的想法:鸭子闯进稻田,吃了老百姓的稻谷,影响了军民关系,确实是个严重问题。表面上看,鸭子是影响军民关系的罪魁祸首,但我们如果把罪魁祸首杀了,就铲除了影响军民关系的祸根吗?我认为,鸭子不止一次下田吃谷、损害庄稼,说明我们没管好鸭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影响军民关系的祸根不是鸭子,而是我们放松了管理。另外,200多只鸭子每天生几脸盆鸭蛋,这对每天只有五毛八分钱伙食费(当时一般连队每人每天只有0.48元,高山、边防连队多一毛钱),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的海边防连队来说,鸭子们为改善我们的伙食立了功。我们可不能恩将仇报,把“功臣”杀了。因此,我个人的意见是,鸭子要继续饲养下去,找一个负责任的同志来管理……

没想到,战士们对我的发言报以热烈掌声。更没想到,指导员阴沉着脸,当即质问我:“谁是负责任的同志?谁来看管鸭子?”

半晌,没人吭气,百十人的会场鸦雀无声。战士们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我。当时的指挥排排长贺友国马上出来解围:“大家再讨论讨论。”

依然没人做声。指导员的脸色更难看了。他提高了嗓门,表面上是问大家,实际上是冲着我的:“谁是负责任的同志?谁来看管鸭子?”

“我!”我脚跟一碰,响亮地回答。

“那你从明天起就去放鸭吧。”指导员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冷冷地说

“保证完成任务!”我又是脚跟一碰,又一次响亮地回答。这时,报务员出身的指挥排长贺友国狠狠地瞅了我一眼。

晚饭后,贺排长把我带到海边,坐在一块海礁上,狠狠地说了我一顿:大家都知道指导员想拿一些鸭子送给团部的干部食堂,连长都没敢和他较劲,你却用什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你水平高些、能耐大些呀!你拼命鼓吹要继续饲养,这不是跟指导员对着干吗!你为什么就不理解领导的意图,顺着领导的思路办呢!

“因为我有理,我坚信有理走遍天下!”

“呸,狗屁!你给我好好记着,像你这种脾气性格,以后有的是亏吃……”这位1964年入伍的湖南邵东人,像兄长一样真心地关爱着自己的战友加老乡。他生怕我因为鸭子的事惹出什么麻烦,骂人的话倒了一箩筐,劝导的话也讲了大半担。最后,还反复叮嘱我:“不可闹情绪,不能发牢骚,今后好好看管鸭子,千万别让人家抓住了小辫子。另外,找时间向指导员道个歉。”

其实,我根本没有把这件事往心里去,也没有什么牢骚和情绪,更没有向指导员道歉的打算。

    开完军人大会的当天晚点名时,连长宣布:肖兆平从高班调到炊事班。于是,我当起了“鸭司令”。

图片

从那以后,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空,每天搞完“天天读”,我就扛起一根长长的竹竿,赶着“嘎嘎”的鸭群漫步海滩。

    面对碧波荡漾的北部湾,我躺在海边的礁石上翻开《毛选》读警句,任凭鸭们自由自在地在水中嬉戏、捕食鱼虾。在收完庄稼的稻田里,我摊开雨衣,伏在田坎上写日记、吟诗,任凭鸭们尽情地享用洒落在地里的谷粒…… 多么悠哉游哉、如诗如画的田园生活!

一晃就是几个月,我晒黑了皮肤,却养肥了鸭子。这些死里逃生的鸭子们似乎懂得“知恩图报”,它们感激我的救命之恩,感激我的精心照料,再也没有犯过破坏军民关系的错误。鸭蛋越生越多,伙食越办越好,连队农副业生产得到了团首长的表扬。

在炊事班当“鸭司令”的三个多月里,我每天除了放鸭以外,还主动帮着炊事班的战友喂猪、洗菜、烧火、做饭。我最喜欢的差事是“数肉”。这是我和上士罗友林(湘潭市荷塘公社人氏,后提拔为司务长,转业后在湘潭市一家蔬菜店当经理)发明并设置的差事。

那时候,伙食标准低,连队食堂早餐吃稀饭馒头或面条,中、晚两餐也就是两个菜。干部战士每人盛一碗饭,再由炊事员打两小勺菜放在上面,爱喝汤的自己到大盆子里舀一碗“神仙汤”。为了让大家间或能吃点猪肉,伙食委员会要求炊事班保证每周吃两次肉。每逢吃肉的时候,几乎每个战士都会半真半假地说:“嗬,这么少啊,再来一点”。

于是,罗友林和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按人数切肉,大小均匀,每人一片。由此,炊事员切肉和打菜便有了“数肉”的差事。有几回我“数肉”没数准,弄得自己没吃到肉,只点肉汤但我发现,这肉汤泡饭又香又油润,比吃肉还过瘾些。

三个多月里,我和炊事班的战友一起学习、工作和生活,感情十分融洽。这些战友文化水平不高,有的还隔三差五请我代写家书。但他们老实忠厚、义道本分、工作扎实、干活卖劲。我出自内心地很乐意和他们在一起。

然而,如意算盘打不长久。1971年2月的一次晚点名时,指导员突然宣布不要我当“鸭司令”了。说是工作需要,调我到雷达操纵四班当班长,一干就是一年多。

1972年六七月间,我被调到连部当文书。那时候,多数连队没有专职文书,有的由卫生员兼任,有的由上士顶着,一连是个大连队,且地处海边防才设了个专职文书。当时的文书实际上是全连的公共勤务兵,相当于地方单位办公室的勤杂工,每天收发报纸、打扫连部卫生、帮助连队干部处理日常公务…… 虽有为连队干部服务的职责,但绝没有给干部洗衣服、擦皮鞋、带孩子、干家务的事。

我到连部当文书后,本想兼任“鸭司令”,但指导员不答应。他命令饲养员“兼并”了放鸭项目。

令我心疼不已的是,由于没有专人看管,鸭子成天关在猪圈里。后来,杀的杀,死的死,只有两个多月,200多只鸭子“全军覆没”了。

好多战友对文书这个差事眼红得很,有的说这是个轻松活,有的说这是提干的前奏,也有的羡慕文书不要背长枪,而神气地挎一把手枪。确实,我当文书的第二天就摘下了当时班长才有资格背的冲锋枪,挎上了干部才配备的“五四”手枪。头两天,我还觉得挺神气,可过了几天就感到捡了个麻烦:谁愿意整天挂着个几斤重的装饰品哟。

海边防连队的战士没有内地战士那样的福份。在北部湾海防前线的雷达一连,战士们平时不许迈出军营,每两个星期才轮到一次请假外出,而且是礼拜天请一个半小时假,到企沙小镇上买点信纸信封、牙膏肥皂。可以想象,一群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整天封闭在几乎与世隔绝,且方圆只有上千平方米的军营里,该多么寂寞和枯燥。例外的是,上士每天可以外出买菜,文书每天可以到邮局取报送信,这也是战士们眼红文书、上士的一个原因。

那时候,连队每天除了政治学习就是军事训练,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还要安排种菜、打猪草。全部文娱生活就是一个篮球、一张兼作洗衣台板的水泥乒乓球台和一台电子管收音机。一年到头,只有在收音机里才能听到女人的声音,在电影里才能见到女人的身影。

    记得,1971年八一建军节,连队党支部老早就决定召开联欢晚会。长期生活在寂寞枯燥氛围中的干部战士热情陡然高涨,各班、排都准备好几个节目。除“语录歌”、“忠字舞”以外,还有“对口词”和“三句半”。二排别出心裁地排演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的粥棚脱险”选段。因为连里找不到女演员,硬是在长得比较清秀的广西玉林籍战士周继忠头上扎一条白毛巾,冒充了一回卖粥的大嫂。好在卖粥大嫂没有台词。

还记得,有一天晚饭后,几个战士在军营通往企沙小镇的路口散步。他们胡乱地大声唱着“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晚点名的时候,指导员竟上纲上线地批评说:我们有些同志,思想意识不怎么样。老远看见有女人路过,就大声唱“我是一个兵”。谁不知道你是一个兵啊!精力过剩是不是?去练兵,不要站在路边“唱兵”

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点名训话,在当时的基层连队可谓家常便饭,但被训者谁也不敢吭一声。

我很理解这些整天被封闭在军营里的战友,毕竟都是些风华正茂的热血男儿,怎耐得如此寂寞、这般约束。我暗暗叮嘱自己:既当了文书,就要上为干部服务,下为战友着想。每天到镇上的邮电所取报送信之前,我总要先到各班宿舍转一圈,问问战友们要不要捎带什么东西。我记得,战士们捎带得最多的是针线、邮票、信纸信封,也有捎带一两包“红灯”牌香烟的。有些来自农村,和我一样家境贫寒的战友,隔上一两个月就托我帮他往家里邮寄一二十块钱。而有些家在广州、上海等城市的战友,看上去就知道他们家境不错。因为,他们时不时托我偷偷地带些副食品回来。

当文书的日子里,我与战友加深了感情,还与镇上机关、邮局和学校的不少人混熟了。与连队相邻的企沙中学还聘我为学“毛著”校外辅导员。在企沙中学的教室里、操场上,我多次和师生一起学习“老三篇”,一起搞军事训练。

有一回,在学校操场上,我对着麦克风用湘音很重的普通话讲授“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整个欧洲徘徊……”整整两个多小时,我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身世,到《共产党宣言》的写作背景、历史意义、深远影响,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末了,台下几百名师生掌声雷动。

我走下讲台时,一位肩披乌亮黑发,身穿白色短衫,下着海蓝色大脚裤的壮家姑娘跑了过来。她举着听课笔记本,一定要我在上面签名。在她的带动下,几十名少男少女围了过来。一时间,我俨然成了“明星”。

后来,这位乌亮黑发、白衣蓝裤姑娘还邀几个同学一起到连队来请我辅导学“毛著”。再后来,我多次在镇上的邮局门口碰到她。她每次都找着由头走过来,缠着我问这问那,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有一次,她邀我到她家里去做客。

1972年7月,这位壮家姑娘中学毕业后,进了当地最大的国营企业——卫东船厂工作。一身工装的她多次来连队联系厂里民兵训练的事情。每次,她都要我带她去找连长、指导员,并借此由头和我闲聊一阵。开始,我并没在意。后来,我仿佛觉得她对我超出了一般的军民关系。因此,我不能不有所警惕,生怕授受不清。

果不其然。1973年初,不知道她从哪里打听到我即将退伍的消息,一连几天在连队通往企沙邮局的路口等我。有一次,这位敢恨敢爱的壮家姑娘竟直截了当地对我坦言:“我就是喜欢大军,很想嫁给大军”(当地老百姓称解放军为“大军”)。她甚至毫不脸红地向我介绍自己的年龄、身世和家庭情况,还主动问我退伍后愿不愿意留在广西工作。她告诉我,她父亲是当地的干部,有很多朋友,可以为我安排合适的工作。

天哪!都说“湘女多情”,这北部湾畔的壮家姑娘分明比湘女情更深,义更重。而且如此直白,毫无掩饰!那时候,我心跳加速了,血压升高了,脑子发懵了。我怀疑自己碰上了“七仙女”、“白素珍”或是《聊斋》里的狐仙姐妹!

静下心一想,我是军人,不是“董永”和“许仙”那样的自由身,更没有他们那样的艳福。军人只能像春秋时期鲁国的柳下惠那样坐怀不乱啊。更何况,我与这位壮家姑娘萍水相逢,连她姓甚名谁都没弄清楚。无论她怎样像“七仙女”缠董永那样缠着我,我都必须力拒柔情。

我不忍心扫了这位多情女的兴,没有正面回答她“愿不愿意留在广西工作”的提问。

第二天,我去邮局取报时递给了她一张纸条,明白而委婉地向她表示了谢意:

明池夕阳映垂柳,

中秋月夜衬芙蓉;

壮乡木棉艳胜火,

怎比梅园芍花红。

不知道这位痴情姑娘是故意装不懂,还是真没读懂这首景物诗的寓意,竟要我给她逐句讲解,弄得我十分尴尬。至此,我不能不告诉她,我才二十出头,根本没有想过找女朋友的事。况且,我家弟兄多,经济很困难,我不能留在海边,必须回去帮着父母支撑困境中的家。

她没有把我的话听进去,仍然一厢情愿地指望着我给她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图片

我退伍离开连队那天,这位痴情的壮家姑娘肩披乌亮黑发,身着我最喜欢看的那套白色短衫、海蓝色大脚裤,老早就在营房门口的路边等候。

欢送退伍老兵的汽车徐徐开动,这位壮家姑娘飞快地跑过来,深情地把一盆洁白的海石花送手中。然后,向我频频挥手,依依惜别。

   这时,我看见她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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