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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工农商学兵都干过, 最后吃了记者这碗饭。 从小喜欢写点东西, 如今留下废纸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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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句号 第十章  

2012-12-06 15:37:03|  分类: 传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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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苍天 二度入党再受挫

别军营  战友情重难离分

 

 

1971年3月13日,阳光灿烂,和风吹拂,祖国的南海边疆早已春意盎然。

这一天,在一连党支部大会上,我又一次宣读了自己认真填写的入党志愿书:“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为实现党的最终目标献出自己的一切!”

和我一起宣读入党志愿书的还有两名战友,都是被全票通过。只要团党委批准后,我们就成为中共正式党员了。

没过多久,团党委下达了批准另外两名战友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批复,而我榜上无名。支部大会全票通过团党委不予批准,引起了战友们的各种猜测和议论。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事后我才知道,因为我有过一次入党未被批准的“前科”,所以,团党委特别慎重。没有按照一般函调的程序搞政审,而是特意指派连长侯自龙前往我的家乡——浏阳县普迹公社集镇大队进行外调。

看到自己手下的战士就要成为中共党员了,侯连长自然满心欢喜。他日夜兼程,乘火车、转汽车、过轮渡,千里迢迢来到普迹,兴致勃勃地找到集镇大队党支部,找到了那位“负责任支书”。

万万没有想到,这位满面笑容的“负责任支书”介绍的情况令人大吃一惊。侯连长十分扫兴地回到部队,真不知如何向团党委汇报。

作为连长,侯自龙真心希望自己的战士能顺利地加入党组织。作为一名老党员,他不能违反组织原则,更不能“贪污”地方党组织“如实、负责地”介绍的情况。

他一五一十地向团党委复述了普迹集镇大队那位“负责任支书”的原话:

肖兆平同志在部队的现实表现估计是不错的。要不然,你们部队也不会发展他入党。不过,我出于对党负责,对部队负责,对肖兆平同志负责,不能不如实介绍情况。他的家庭历史有不少疑问,也可以说家庭历史不清。他的父亲解放初从长沙调到醴陵,后来又从醴陵调到普迹,这里面就有不少疑问。你想啊,谁都想往城市里钻,他偏偏从省城往乡里调。是犯了错误受处分?还是被派遣、安插、潜伏下来的特务?谁也不能肯定或否定。再说,他父亲解放前就在长沙电报局当差,还戴着大盖帽。解放前呀,戴大盖帽呀,那是帮伪政府做事呀,是帮国民党做事呀,那不是共产党的人呀!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父亲攻击党的粮食政策,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还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虽然没有多久就平了反,但终归是划过“右派”。1969年下半年,邮电系统搞“清队”,他父亲又被清除出邮电队伍,虽然后来“归队”了,但多少总有一些问题。文化大革命中,肖兆平和他弟弟都参加了造反派,还是造反派头头。有没有打砸抢抄、杀人放火行为,我们暂时没有掌握…… 出于对党负责任、对部队负责任,也是对肖兆平同志本人负责任,我这个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只能如实、负责地介绍情况……

就这样,我第二次入党又“流产”了。

后来我了解到,普迹集镇这位阳奉阴违的“负责任支书”,确实是一只满肚子坏水的笑面虎。“对党负责、对部队负责、对某某本人负责……” 一套套冠冕堂皇、貌似坚持党性原则的官腔,是他常挂嘴边的台词。我和我的二弟、三弟以及普迹街上不少青年人,在参军、招工、升学、入党、提干等关键时刻,这位“负责任支书”都反反复复地上演过“如实、负责”的恶作剧,达到了他不可告人的阴险目的。

遭受如此险恶的枪暗箭,我简直气疯了!

几个一同入伍的战友群情激愤,义愤填膺,他们对置人于死地的“负责任支书”恨得咬牙切齿。有的老乡甚至为我支出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招术:请几天假,回家去探亲,一不做二不休,收拾了这个乌龟王八蛋。 

连队干部更是担心我干出什么傻事来。指导员、连长、排长,还有党小组长,接二连三地找我谈心,做思想工作。劝导我正确对待入党问题,鼓励我继续努力,叮嘱我要经受起组织考验,千万不能做出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来。

我知道,连队干部的话语里弦外有音。因为,当时一些部队因为入党、提干,闹出重大事故的案例屡见不鲜。某部就发生了一名战士因为入党、提干未能通过,端起冲锋枪扫射,导致多人伤亡的特大事故。

其实,我虽穿着军装,却是一个天生的胆小、懦弱者,从来就没有“报仇雪恨”的侠客气概。从懂事的时候开始,我一直接受着传统加正统教育,脑子塞满了“人正不怕影子斜”的传统观念。我始终相信“白的说不黑,好的说不坏”,始终相信人世间的一切冤情屈案终究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那时候,我的思想十分单纯哪里知道人世间还真有那么多奇冤错案:且不说死于不白之冤的窦娥和尤三姐、蒙受奇耻大辱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以及许许多多没有回天之力的村夫民妇。就连武艺高强的三十万禁军教头林冲,也中人圈套,误入白虎堂,最后被发配充军。

    好长一段时间,我每天傍晚独自呆坐在北部湾海岸的悬崖上。陪伴着拍岸的惊涛,我情不自禁地惋惜西下的夕阳、流逝的时光。

好多次,我只身来到悬崖的乱石丛中。面向大海,敞开衣襟,真想跳进这汹涌澎湃的极乐世界。屈原抗议世道不公,不是跳进了汨罗江吗!

但我始终没有跳下去。因为,我不是屈原那样的圣人。屈子投江后,当地的农民、渔夫纷纷赶来打捞、抢救。我呢,跳进这渺无人烟的北部湾,别说没人来打捞,就是有人来,也没有鲨鱼的牙齿厉害。屈原死后,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各地举办盛大祭祀活动,划龙舟游江招魂,呼唤屈子魂归。我呢,十足的孤魂野鬼一个,除了家人,谁也不会想起你。我不能死!我的父母还在如牛负重地辛勤劳作,我的弟妹们还年幼无知,不能自立。

燃烧的句号    第十章 - 兆平园 - xiao.z.p的博客
   有一天,本是晴空万里,陡然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我感觉到老天爷显灵了,要不然,这雷公电母、风神雨仙怎么会一齐出动呢。我爬上海边悬崖,仰天呼喊:“老天爷啊,你睁开眼睛看看吧,你施展神力收拾那些居心险恶的害人精吧!”

1971年10月3日,恰逢中秋佳节。傍晚,月亮出来得特早,而且特别圆、特别亮。我无助地倚靠在雷达阵地下的悬崖上,呆呆地看着天上那轮银盘般的月亮,浮想联翩。

对着月亮,我大声吟诵起苏东坡老先生在近千年前的中秋之夜,写下的那段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

 是啊,月亮奶奶,我和您老人家“不应有恨”吧。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您为什么老是对着我“照无眠”呢?普迹街上那个落井下石的“负责任支书”啊,你我之间也“不应有恨”吧,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对我下毒手呢?

想着想着,我居然思念起少时同窗来。悔不该当初没听她的话,要是把当兵的美差让给别人,如今不就少了这多烦恼吗。想着想着,我喷口而出了一段狗屁诗文:

一叶落知天下秋,

岭南不落也是秋;

抬头仰望中秋月,

却见嫦娥满面忧。

莫道游子心似火,

方寸烦乱谁知愁;

追思旧友衷肠话,

月照崖礁血泪流。

在“方寸烦乱谁知愁”的日子里,我极力自我抚慰,力排忧愁,渐渐地把两次入党未获批准带来的打击和烦恼搁置脑后了。尽管心还在流血,但我没有赌气,也没有躺下不干,而是打消入党“奢望”,继续振作精神,照样努力工作,照样嘴无遮拦,照样热情地为战友服务。

1971年9月13日,高居“副统帅”宝座的林副主席携妻带子乘座“三叉戟”仓惶出逃,摔死在异国他乡的荒郊野外。那段时间,一度为林家大少爷林立果控制的空军被另眼相看:场站、基地进驻了陆军战友;机场跑道设置了各种路障;军事训练一律暂停;从机关到连队,政治学习连轴转,思想整顿抓得特别紧。我所在的雷达二十五团和空七军不是林氏父子直接控制的“嫡系”,没列进“换血”、“调防”、“掺沙子”的“黑名单”。连队警戒值班一如既往,只是学习、批判、整顿、“洗脑”抓得更紧。作为文书,那些日子里,我自然是协助连队干部组织“批林批孔”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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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入党“奢望”,甩掉了入党包袱,我心情舒畅了,工作起来劲头更足了。除了当好文书外,我还主动给自己增加了多项额外任务。那时候,文书保管着连队的一台缝纫机和一套理发工具,我便利用业余时间主动帮战友理发,为大家缝补衣裳。记得,我帮几个即将退伍的老兵把战士服改成四个口袋后,大家还夸我手艺不错。有位战友以为我真的会裁缝手艺,买来一段“的确凉”要我帮他做衬衫。结果,袖圈合不拢,衬衫成了马甲。

为解决边防连队业余生活单调的问题,团电影队差不多每个月都要来连队放一次电影。每逢放电影,我总是主动替战士站岗、代干部查哨,让战友们去看电影。这并不是我的风格怎么高,而是边防战士过于单调、枯燥的文化生活使我千方百计让他们一次看电影的机会。况且,当时放映的那几部老电影我几乎能背得出台词了。

就这样,我卸下“入党包袱”,平平静静地学习、工作和生活了将近一年。连队的干部战士一致评价我“经得起组织考验”。指导员还正儿八经地找我谈话,说了好多令人听起来舒心顺耳的话。

1972年国庆前的一天,指导员又一次找我谈话,说:支委会经过研究,认为你进步很大,经得起组织考验,准备提交支部大会讨论你的入党问题。说完,他又拿出一份《入党志愿书》要我填写。但我给自己算了“八字”,知道“麦城”没有走完,厄运没有脱尽,普迹街上那个落井下石的“负责任支书”不会让我过“外调”关。于是,谢绝了指导员的一番好意,没有浪费那份《入党志愿书》。

此时正是1972年“寒露”逼近,我再次漫步海滩,独攀悬崖,又吟出一段狗屁诗文:

独步海边游,

寒气袭心头;

一片黄叶落,

方知霞染秋。

只道时已过,

难见岸上柳;

但愿春日来,

遍地绿悠悠。

1973年元旦过后,一年一度的老兵复员工作开始启动。按照惯例,各连队先开动员大会,讲老兵退伍的目的、意义、方法、步骤,要求每个战士“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走得愉快,留得安心”。然后,讲老兵在部队取得了什么什么样的成绩,做出了怎么怎么样的贡献,顺势对每一位满了服役期的老战士讲一通听起来舒心悦耳的话。最后,说部队如何如何舍不得老战友退伍,但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为了营造气氛,连队党支部还要发动老战士写“超期服役申请书”,以体现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满了服役期的老战士也知道,不管写了这“超期服役申请书”有没有作用,也不管是不是真心实意地想超期服役,这种摆面子的事总是要做的。确实,每个连队都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兵递交了“超期服役申请书”。

动员大会结束后,我也写了一份申请书,但不是“超期服役申请书”,而是“退伍申请书”。因为,有一位干部半真半假地对我说,你要做好继续干的准备,党支部没打算安排你今年退伍。我一听就急了,赶忙递交了这份连队干部不愿意看到的“退伍申请书”。

果不其然,连长侯自龙火了。他把我叫到连部,关起门来,指着我的鼻子大声骂:“你小子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骂着骂着,他竟流出了眼泪,话外有音地说,“你以为回去会有钱捡、有官当!我告诉你,在普迹那个地方,你一辈子莫想伸腰,莫想抬头……”

不一会,副指导员贺友国也板着脸进了连部。他当着我和侯连长的面,把我的“退伍申请书”撕得粉碎,还狠狠地砸在地上。这是我头一次看到贺副指导员发这么大的火,知道他真的生气了。接着,他取下头上的帽子往桌上一摔,继续大声吼着:这么些年来,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写“退伍申请书”,你肖兆平本事大,开了全团的先河。要是传扬出去,人家会说我们连的思想政治工作太差劲,你不是在给我们连抹黑,丢我们连的脸吗!

贺副指导员吼了一阵放低了嗓门小声地对我说:我和连长都是你的老乡,我们是为你着想,才不让你今年退伍,明年决不留你。接着,他苦口婆心地劝导说:你小子好好用脑子想一下,你1966年参加工作,工龄加军龄已经七年多了,再过半年就满了八年。退伍到地方后,满八年工龄可以定三级,不满八周年只能定二级。你要知道,地方上好多年还升不了一级工资……

“不管定几级,反正我今年要走!”

就这样软磨硬泡加赌气,连长才在报批的退伍战士名单上把一位写了“超期服役申请书”的山东籍战士换成了我。然后,上报团部。

全连战士都在议论着老兵退伍的事,但谁也说不准谁去谁留,唯独我心里有了底。

我悄悄地把这一信息告诉了刚提升为司务长的湘潭老乡罗友林他很舍不得我走因为我和他同时入伍,是一列闷罐子车拖来的。在连队,我当文书,他当上士,我俩相互关照,从头到尾打得火热,感情胜过亲兄弟。有一次,广东籍油机技师麦兆生和几个战士在油机房一条比手电筒还粗的菜花蛇,足有两米长。麦技师一起杀蛇、剐皮、去内脏,正准备拿到伙房里煮着吃,罗友林却坚决不肯。他记着家乡的习俗,说在灶台上煮蛇会引来蜈蚣放毒。因此,死活不让把蛇拿进厨房。最后,我和几个馋嘴小子只好架起行军锅,在露天地里煮着吃了。

另一回,我和罗友林在雷达阵地下的山坡捡了一大筐蘑菇,准备拿回食堂熬给大家改善伙食。连长侯自龙担心蘑菇有毒,无论如何不许拿进伙房。那天晚上,我和罗友林偷偷煮了一脸盆,躲在贮藏室里美美地干了一顿。连长知道后,拍着桌子大骂:你们两个混小子,要是万一有毒,撂倒一个,我怎么交得了差!

还有一天晚饭后,我在小镇上的食品店买了一瓶半斤装的白酒,罗友林从伙房抓了一小包生花生米。我们还把刚提升为排长的邹洪熙喊来,三个老乡悄悄来到雷达阵地旁一个茅草很深的低洼处,躲在一座荒凉的坟堆上喝酒、聊天。那时候,聊天也得小心谨慎,要不然,因口无遮拦酿成大祸的悲剧随时可能上演。即便是老乡聊天,也都既不聊政治,也不谈工作,更不说他人长短。只是自我取笑湖南人把湖南(hu nan) 说成“扶栏(fu lan)”、把鞋子(xie zi)说成“孩子(hai zi)”、把事业(shi ye)说成“四爷(si ye)”。

从晚饭后聊到夜幕降临,直到晚点名了,我们才各自溜回。碍于排长、文书、司务长,连长也就装着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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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朝夕相处的战友就要分别了昔日的往事就像“过电影”一样历历在目。临别之际,我和罗友林赶在海潮退尽的时候来到海边,爬上那座终年闪亮不止的航标灯塔,留下了最后一张身着戎装的照片。

没多久,团里下达命令,一批老战士退出现役。在海防前线多年并肩战斗的战友马上就要各散西东,弟兄们确实难舍难分。此时此刻,无论是老兵、新兵,干部、战士,甚至有过矛盾、闹过别扭的“一对红”,都沉浸在依依惜别的气氛之中。

罗友林深情地问我:“有没有什么困难?”“要不要老乡帮忙?”我摇头谢过了他的关心。

他知道我家弟兄多,经济困难,便在战士们上交的旧衣服中挑出几件好一点的,要我带回去给弟弟穿。他还给我准备了当时战士退伍不准带走的一件棉大衣、一件雨衣和一条棉毯。按规定,战士退伍不许带领章帽徽回家罗友林偷偷地送了一套崭新的领章帽徽给我作纪念。

计算返乡的路费时,他还为我把浏阳河本不收渡船费的渡口算了五毛钱过河费。我记得,当时计算复员费的公式是:军龄乘以退伍当月的津贴费。我是5年军龄,退伍当月的津贴费是15元,复员费一共是75块钱。加上平时省下来的积蓄,我退伍时,身上总共有98块钱。

一些精明的山东、山西和河南籍战友很有经济头脑。他们把平日的积蓄和全部复员费都买了当地的特产——桂皮和八角茴香。听说,这些天然食用香料,只要一过长江,少说也可以赚它十倍八倍。

我平时舍不得乱花一分钱,也没有经商做生意的赚钱意识。接到退伍命令后,我跑到镇上的小药店给妈妈买了一些治头晕头痛的药品,其它什么土特产都没带。还是罗友林一片好心,帮我到企沙渔场买了两条上好的干鳗鱼,总算是从北部湾畔的海防前线带了点纪念品回家。

临别的头一天,连里杀猪宰鸡、加菜会餐,可把炊事班忙坏了。全连上下就像过年一样热闹哄哄,下午还开了一个十分隆重的欢送会。没想到,热热闹闹的欢送会上,依依惜别的战友相拥而泣,哽咽塞语。百十条血气方刚的汉子竟然个个泪如泉涌、难舍难分!

欢送会结束后,有几个家庭条件好的“臭讲究”居然迫不急待地脱下军装,换上了自己买的新衣服、新皮鞋。这些举动有人眼红,有人羡慕,有人夸赞,也有人鄙视。从内心看不顺眼,甚至非常反感。

说实话,这身军装我虽然只穿了五年,但我觉得它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它使你时刻想到自己是一个军人。穿着它就会受到一种无形条律的约束,言行举止都不敢马虎随便。我有时也恨不得脱下军装,还自己一个“自由身”。如今,真的要脱掉这身军装了,我却恋恋不舍,百感交加,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离队的头一天正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雨水”,罗友林冒雨到企沙镇上的一家商店,帮我找来了一只小纸箱。我把陪伴自己5年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学习资料,以及一大叠剪报装进箱里,捆紧系牢,还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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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2月20日一大早,我和十多名在北部湾海防前线的雷达哨所奋战了五六的战友一起,打起背包,收拾好行囊,摘下鲜红的领章帽徽,挥泪告别军旗,结束了终身难忘的军营生活。

短暂而漫长的五年军旅生活中,我始终抱定“争取为人类多作贡献”的信念,刻苦学习,努力工作,从来不舍得大把大把地挥霍青春,不舍得大把大把地浪费激情,更不舍得大把大把地空耗生命。但是,我却因普迹街上的“负责任支书”、“凭良心秘书”捣鬼、使坏,而大把大把地流失了机遇,损毁了前程。  

就这样,我为自己多姿多彩的军旅生涯划上了句号。这是一个色彩斑斓的句号,一个经历磨练的句号,一个走向成熟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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